第333章纵虎

“太傅肩负国策变革之重任。国策变革与关东战局相比，当然以前者为重。”蒙嘉提出反对意见，“此刻让太傅赶赴中山战场，国策变革岂不因此而耽搁？”

公子豹嗤之以鼻，“国策变革是建立在统一战场所向披靡的基础上，假如统一大战屡屡受挫，哪来的国策变革？”

左丞相王绾支持公孙豹的看法，“前几年武烈侯以护军中尉之职行协调地方军政官长之责，在中原、河北和江南等地战无不克，建下显赫功勋，为大秦开拓了大片疆土，声望日隆，此刻除了他之外，还有谁能拯救当前岌岌可危的关东战局？今武烈侯虽贵为太傅，肩负国策变革之重任，但并不影响他兼行护军中尉之职责，更不会因此耽搁国策变革之进程，相反，正因为武烈侯身处关东，对各地的形势一清二楚，更有助于他针对实际情况拟制出更为切实可行的国策变革方案。”

此言一出，中枢大臣们暗自惊凛，再不敢随意发表意见。

王绾的意思很明确，武烈侯不但要出任太傅一职，还要兼任护军中尉一职，这可是实际意义上的军政大权一把抓。如此一来，秦王政在关西，武烈侯在关东，君王和权臣的抗衡局面就此形成，未来局势的发展轮廓已经基本可见。

秦王政强忍怒气，转目望向右丞相隗状。

隗状是大秦第一丞相，他的意见在中枢有相当的权威性，足以影响和镇制一部分中枢大臣，有时候即便是秦王政，也不得不从大局出发，与第一丞相公保持一致。假如君王和丞相公政见相左，并且公开在中枢上表现出来，其后果非常严重，甚至可以导致政局动荡。

当然，很多时候，都是丞相公从维护君王的权威出发，主动向君王做出妥协。一直以来，秦王政对隗状最为满意的就是这一点，隗状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违背君王的意志，挑战君王的权威。

隗状沉吟良久，抬头望向秦王政，郑重说道，“统一大业重于一切。”

秦王政怒气上涌，脸色更为冷森。

隗状这句话让中枢大臣们陷入沉默。这句话是大实话，无可辩驳的大实话，没有统一大业，没有统一后中土的权力和财富，也就没有如今激烈的朝堂博弈。假如统一大业受阻甚至遭到重挫，目前这一切的争斗毫无意义。

在令人窒息的气氛中，隗状慢条斯理地继续说道，“武烈侯的国策变革基于统一后的中土，是对大秦未来的预期。现在他已经拿出了国策变革的大原则，而若要把这些大原则落实到具体的政策中，首要条件是统一大业的持续推进，是秦军在统一战场上获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是吞并一个又一个诸侯国，是开拓一片又一片的疆土。没有接踵而至的胜利，没有开拓出来的新疆土，那么国策变革也就是水中月镜中花，不过是一场笑谈而已。”

“武烈侯出任太傅，主持国策变革，实际上主要的职责是协调中央和地方诸府，以便在国策变革的大原则下拟制具体政策的变革框架。至于具体变革政策的拟定，则由中央和地方诸府联合商讨，所以太傅即便返回了咸阳，也不可能长期待在咸阳，相反，他大部分时间都要在各地往返奔波以便协调各方。”

“既然如此，太傅还要一定返回咸阳吗？尤其在今日关东战局紧张，统一大业正处于关键时刻，太傅是亲临前线督战重要，还是留在咸阳与我们没日没夜地做无谓争辩重要？”

隗状神色漠然，目光冷冷地扫过冯劫和蒙嘉等人，“统一大业重于一切，凡有利于统一大业的，我们都要竭尽全力支持，反之，凡蓄意阻碍统一大业的，那就是我大秦的敌人。”

隗状这句话狠狠地撞击着某些人的心灵，就算是秦王政，也是哑然无语。

隗状抱着“统一大业”这个崇高追求，从王国利益的立场出发，把一件本是朝堂内部博弈的事情上升到了王国兴衰存亡的高度，上升到了你死我活的高度。他占据着“大义”，说得气势凛冽，把所有反对者都归结到了“敌人”的行列，这使得武烈侯返回咸阳一事就此失去了争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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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政恼怒不已，回到御书房之后，当着周青臣和蒙毅的面，把一腔怨恨都发泄在了上将军王翦身上，对他在中山战场的“怠战”切齿痛恨。

很快，冯劫、蒙嘉、茅焦、司马空等人也赶到了御书房。

今日中枢议事的结果基本上可以肯定武烈侯返回咸阳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除非中山战场的形势发生逆转。

“大王，人算不如天算，形势屡屡对我们不利，徒呼奈何？”

冯劫劝慰秦王政。从赵太后薨亡，到徐福刺秦，到尉僚倒台，再到武烈侯出面阻止风暴的爆发，这一系列事件导致咸阳宫极度被动，但有一点咸阳宫依旧控制着主动，那就是老秦人绝不敢输掉这一仗，老秦人只有打赢这一仗，才有本钱与咸阳宫对抗，否则老秦人就是自取灭亡了。所以当前局势虽然对咸阳宫不利，但老秦人的目的也就是阻止武烈侯进京。

“等到中山大战结束，王翦率军北上入代作战，形势必将扭转。”冯劫抚须笑道，“那时再请武烈侯返京也不迟嘛。”

司马空冷笑，“到了那个时候，形势恐怕对咸阳宫更不利了。”

司马空年约五十，来自赵国，因为怀才不遇而西进入秦投奔吕不韦，随即成为吕不韦的客卿，为吕不韦所倚重。吕不韦死前将其举荐给秦王政，就此成为秦王政的客卿。现在秦王政的客卿大多是吕不韦时期的关东人，因为他们身上烙刻着吕不韦的印迹，很难得到本土老秦人的认同，所以虽然参与政事，给秦王政出谋划策，却难以在中央和地方任职。当然，这和宗室、老秦人的突然复兴有关系，否则这些人现在足以出任九卿大员，帮助秦王政控制朝政了。

秦王政没有说话。他知道司马空的意思，一旦让武烈侯再一次赢得功勋，实力再一次膨胀，接下来他必然利用其太傅的身份，以主持国策变革的名义，公开干涉朝政。矛盾激烈化了，秦王政和武烈侯就不得不面临兄弟相残的局面。这种局面不是兄弟两人造成的，而是形势发展的必然，兄弟两人都是“棋子”，身不由己，逃无可逃，避无可避，只有厮杀。

冯劫本意是避重就轻，先把中山战事解决了，先把局势稳下来，谁知司马空一句话就戳穿了他的小伎俩，这令冯劫老脸羞赧，大为尴尬。

武烈侯的国策变革明显有利于冯氏和蒙氏。冯氏本为关东老贵族，而蒙氏早就由军功贵族转化为豪门贵族了，只不过因为身处关东一系，与秦王政又是利益相关，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即便倾向于武烈侯的变革策略，也不敢公开表露出来。如果他们公开支持武烈侯的变革策略，那就是背叛秦王政，其后果可想而知。

另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不管国策改不改，只要秦王政在位，冯氏和蒙氏的权力和财富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这导致他们对国策的变革没有积极性，更没有主动性，他们的立场就是紧紧跟着秦王政的脚步，亦步亦趋，绝不背离。之所以与武烈侯“暗通款曲”，纯粹是为了给家族预设一条后路，他们可不想看到家族的权力和财富随着秦王政的消失而烟消云散。在他们眼里，追随秦王政固然可以给家族赢得荣华富贵，但维持家族的代代传承才是生存根本，一旦这两者之间发生冲突，那么他们必然寻找一条后路，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是变通之道。

蒙嘉急忙给冯劫打圆场，他毫不犹豫地质问司马空，“你有何高明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