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期间，大明总计发行了三笔外债，总共三亿英镑。

第一次是战前以铁路公司名义的借款，第二次是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第三次是战争爆发第二年，也就是1887年发行的债券。

其中第一笔的利率高达六厘，而第二笔的利率近一步提高到了七厘，可到了第三次的时候，利率反而跌倒了四厘五，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大明軍队在战场上取得了优势，让大明债券升值，大明国家信用提高，第二个原因则是因为大明的财政状况不断改善，战争期间，大明财政收入一度高达两亿大明两，折合8535万英镑，同期英国财政收入不过1.3亿英镑，大明财政收入高达英国的六成以上。

看似惊人，但赫德却认为大明政府的征税能力和税收水平还是太低，以大明超过一亿人口，是世界最大的生丝和茶叶出口国，并且发展起了相当规模的工业产业的水平，财政收入竟然比不上英国，赫德认为很不合常理。

这不是赫德有意夸大其词，这是历史事实，因为作为被英国疯狂压榨的印度，其财政收入都有英国本土收入的一半，大明作为一个独立发展的大国，竟然还比不上印度，显然大明政府的征税能力还太差，连西方一些二流国家的征税能力都比不上。

一个先进的税收制度，能够带来的税收征收能力，是传统社会的文人无法想像的。

历史上，甲午战争时，满清的财政收入是8867万两白银，日本财政收入7585万两白银，小小的日本，通过建立完善的财政制度，在征税能力上，竟然能与庞大的满清相当，而满清最大的财政收入来源，恰好是赫德主持的最完善的机构海关，每年能为清政府带去的收入，占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比日本还小的暹罗，建立了完善的财政收入之后，到1909年的时候，财政收入竟然能达到480万英镑，相当于当时清政府收入的39%，人均纳税是满清国民的17.3倍，暹罗尽管富庶，暹罗人的生产水平也不可能比满清高十七倍，因为那时候的暹罗依然是一个农业国。

如果说暹罗穷刮民脂的话，事实证明，当时暹罗百姓的生活条件相对较好，吸引了大批中国移民前往暹罗谋生，这说明在现代财政制度之下，政府提高了征税能力，将大量的财富集中在政府手里，并没有将老百姓的生计逼到破产，可满清以低税率文明，不是不想征，而是征不上来，结果是满清的国民不断的破产，满清的低税率显然没有让老百姓受益。

真相就是，中国传统的征税制度落后，尽管政府官方名义的税率很低，可事实上老百姓缴纳的税收远高于官方税率，多余的部分全都被貪官污吏给侵吞了，享受政府低税率带来好处的，不过是一群蛀虫。

如果大明的人均税率，能够达到暹罗的水平，以大明目前的人口规模，应该是历史上满清财政收入的四倍，满清的财政收入以八千万两计算的话，大明就应该收到两亿两。

但大明的工业水平，显然要高于暹罗，因此征税能力应该比暹罗更强才对，所以赫德认为大明的征税能力还有待加强。

可是朱敬伦真的不敢任由赫德进行欧洲化的改革了。

因为赫德要大力度的触动中国社会的根基：地主的土地。

赫德强烈建议应该对土地征税，因为任何国家土地税都是最重要的税种之一，英国是如此，英国在殖民地的制度也是如此。

一战之前，印度的财政收入达到了10亿卢比，相当于1亿英镑，其中土地税是3.21亿卢比，主要是英国投资者缴纳的公司税和所得税只有0.29亿卢比，关税1.13亿卢比，消费税1.33亿卢比，盐税0.52亿卢比。

尽管英国在印度执行的税率，确实照顾了英国白人利益，但土地税远远超过其他税种的结果，也不完全是压榨印度的结果，因为这一年英国的土地税也很高，该年英国本土财政收入1.98亿英镑，其中关税0.33亿英镑，消费税0.4亿英镑，而土地税、财产税和所得税加起来达到0.5亿英镑，土地税为主的收入税达到了四分之一的税收收入。

可是之前，大明却一直都没有对土地征税，滥觞于当年朱敬伦为了安抚地方，不断的免除税赋，久而久之商税收上来后，就彻底放弃了重新对土地征税的做法，这是巨大的税收损失。

日本明治维新期间，进行了彻底的土地税改革，让土地变成彻底的私产，允许交易，按照地价征税，结果让明治政府从农民身上搜刮到了最大的一笔工业化资金，明治政府时代，日本农民攻陷的财政收入长期超过政府收入的一半。

就算跟印度比例相当，大明对农村土地的免税，也损失了三分之一的税收。

可是当赫德要求对土地征税的时候，直接就惊动了朱敬伦，不是他有心保护地主利益，而是他知道动农民的地，那相当于动宗法社会的根基，遇到的反弹将比任何一次反弹更大，不修铁路和办教育更大。

事实上，中国社会在清末，土地兼并远没有宋代时期严重，日本占领华北期间做过一个调查，发现拥有百亩以上土地的地主占有的土地，不到全部土地的三成，超过七成的土地都集中在自耕农，小地主的手里。

中国南方比北方的宗法制度更强大，因此这种土地分散的情况更严重，将近八成的土地都是小资产。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源自于明朝时候推行的分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