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洋务司，对各地对大明修建铁路采取不友好措施的地方官进行了抗议，向青岛和秦皇岛派去了十万軍队。
在大明政治抗议和军事威慑之下，还在不断劝阻洋人的清政府马上妥协了，撤了一大批最先对大明铁路工程采取不友好态度的地方官，甚至到最后连那些出现乡间势力阻挠铁路情况的地方，官员也无法保住职位。
因此很快地方官方的敌视态度就消失或者说被压制了，占满清官员比例绝大多数的明哲保身的地方官，不但自己不反对铁路建设，而且还要防备保守士大夫势力起来阻挠，以免让自己丢官。
在这种情况下，铁路才顺利的延伸进了河南和山西。
由于满清的配合，加上列强也表示关切，不愿意招惹麻烦的大明随即调回了在青岛和秦皇岛驻扎的軍队，但铁路公司组织的武装人员却没有裁撤，这些人拿着简单的武器，保卫着铁路沿线的安全。
这种因为官方和民间阻挠的力量，在这个灾荒时期，还不算严重，因为灾荒破坏了传统社会秩序，把守势力的根基宗族势力此时自顾不暇，他们虽然也组织了起来，但主要目的是防备流民，而且能够在灾荒中维持自己的宗族势力其实也是少数，他们犹如一个个被灾荒地区包围的孤岛一样，根本就无法联合起来，无法联合，就无法成为一股难以抗拒的力量。
但大原则的冲突，却可能让已经紧张到极限的满清王朝变得偏激，此时满朝上下，即便是最乐观，也最喜欢说大话的满清权贵，也相当的低调和沉默，此时没人再讲治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之类的大道理了。
英法美俄和大明的联合交涉，大明军队的动员，太平军的北伐，新疆不但完全失去控制，连陕甘回乱都因为灾荒而再次爆发了出来，左宗棠跟李鸿章淮军换防之后，从苏北调到了陕西，却还是无法镇压这股回人叛乱，整个关中平原本就战乱不断，灾荒一起，更是赤地千里，十里无人烟了。
内忧外困之下，顽固派士气低落，变得异常沉默，洋务派通过外交和赈灾工作，在政治上活跃起来。
可沉默也是一种力量，沉默意味着一种压力聚集的状态，当压力到了极限，必然要爆发开来。
让保守派、顽固派爆发的原因，正是大明侵入东北的行为。
铁路公司招募的劳工，一火车一火车的送到口岸，接着坐船来到大连，通过比救灾铁路更早修建的铁路，进入更北的地方。
灾荒爆发前，就因为俄国人坚持修建恰克图铁路，大明决定修建一条通往北方的铁路，作为一种对抗。这条铁路早于救灾铁路半年开始施工，计划从大连通往满洲里。
铁路的起点在大连，但是铁路的中心则在哈尔滨，以哈尔滨为中心，这条铁路分成两段同时施工，哈尔滨以北到满洲里是一段，哈尔滨以南到大连是一段。
一开始并没有这种计划，而是踏踏实实从南到北修建，因为这样其实最节约成本，可以更容易利用后方基地的作用。
朱敬伦认为必须转移灾区人口之后，才制定了这种分段法，唯有如此才能最大程度的利用劳动力，才能让更多的灾民得到安置。
因此才有大批难民不但进入大连，也通过黑龙江和松花江水道进入哈尔滨，从哈尔滨往南往北，大连往北，分三个方向同时施工。
可是哈尔滨此时还是一个荒凉的地方，满清康熙时期，关闭了山海关，并在吉林修了柳条边，严禁内地百姓进入柳条边以北，原本生活在这里的满洲人，却大都随着清军入关了，于是导致整个黑龙江甚至大半个吉林都处在一种原始生态状况，除了个别军事据点之外，只有极少数当地部族存在，内地密集的农业耕作区在这里根本就看不到。
这也造成了满清在东北统治的薄弱，才给了沙俄在东北渗透的机会，结果黑龙江以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沙俄割占，对土地根本没有概念的满清虽然不可惜，但他们担心沙俄进一步南下，所以才在咸丰十年（1860）以后，开放了边禁。
开放边禁之后，虽然山东、河北一带的老百姓开始移民东北，但受到原始生态、交通条件的限制，大部分闯关东的人群，都局限在辽南奉天一带，吉林尚都是一片荒野，更何况更北的黑龙江了。
因此清政府对东北的控制力，依然很低下，这时候大明突然组织大批移民进入哈尔滨，名义上是修铁路好赈灾，可是突然就让守旧大臣，尤其是权贵们感受到了强烈的忧患冲击，他们认为大清或许会因此失去龙兴之地。
于是在强大的压力下，默认了大明在山东和河北修建铁路，默认了大明在灾区赈济灾民收买人心，大明将灾民转移到东北，其实并没有赈灾收买人心更让满清士大夫担忧，可是这是压到他们心理的最后一根稻草，在退让了两次之后，他们认为这一次，已经退无可退。
于是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保守派，联名上书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要求严禁大明在东北筑路。尽管他们也知道，修建这条铁路，可以安置成千上万的灾民，但是铁路通了，灾民活了，东北也失了。
对这些顽固派来说，灾民死了，以后还可以生聚，土地丢了，可就拿不回来了，最关键的是，而且满人再也回不去了。
少数八旗王公甚至发出了拒敌，开战的愚蠢声音。
令人奇怪的是，在这次顽固派发动的大反击前，之前异常活跃的洋务派突然集体失声，表现的异乎寻常的沉默。
在顽固派的强大压力下，清廷不得不有所行动，开战是不可能的，还得通过谈判解决，但谈判就必须洋务派出面，这时候他们才开始真正介入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