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左宗棠的自负，李鸿章向来都很有自知之明，左宗棠那种人，明知道曾国藩有相当深厚的权谋休养，心里也不会服气，李鸿章见到比他强的，他能很自然的接受别人的长处，他想的绝对不是跟别人一较高低，而是想着如何能够利用别人的优点。

所以左宗棠自立门户之后，跟曾国藩的交流就很少，反倒是距离大明更远的李鸿章，却长期跟曾国藩通信，信中对大明的情况十分热心，跟曾国藩市场探讨天下大势，从中受益匪浅不说，对大明也已经相当熟悉了。

李鸿章在青岛已经一个多月了，这里自从五年前被大明接管之后，就开始发生变化。

李鸿章刚来山东的时候，就来过青岛，他很想直观的观察一下大明的官员，但是一开始他很失望，他发现这些官员基本上都不干事，也不愁钱修建港口，也不尽快修建要塞，显得对这里极不关心。

但是他过一段时间来一次，就会发现有一些变化发生，这种变化缓慢但却一直发展，并且随着变化越来越大，速度也越来越快了。

他这才知道，大明官员不是不想建码头，而是没钱，他必须自己筹钱。于是他只能一步一步通过积累税收，整修道路，然后吸引商贾，一点一点的发展，所以李鸿章看到的就是跟洋人在上海做的安全不同的情况，洋人是大刀阔斧急于取得利益，而大明确实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所以虽然变化的慢，但始终在变化，那是因为大明的官员始终在做事。

几年过去了，李鸿章发现，这里码头也有了，电报也通了，商贾也多起来了，但英国人也来收税了。所以李鸿章始终有些看不透，他不明白大明为什么要这个地方，你修建了港口，修整了道路，到头来关税让英国人收走了，转手还交给了好听，大明这图的是什么？

如果说图利的话，完全没必要费这么大的事儿，山东另一侧的烟台，那可是北方最大的口岸，大明商人完全可以去那边做生意，犯不着在青岛这么个荒滩折腾。

如果说图地的话，大明当年攻占京师，那么好的机会，乘胜追击改朝换代不是不可能，却偏偏撤出京师，换来了海边几处荒滩，开辟成新的口岸，却也心不在焉。他想到了大明要到的修铁路的权力，他跟曾国藩了解过，那铁路是什么样子他也知道，曾国藩在大明亲眼所见，就是一种用火轮推动，在铁轨道上奔跑如飞，日行千里的铁车。

曾国藩说这车通往哪里，就带活哪里，商贸迅速发达，万物大大丰富。李鸿章则想到，建了铁路，能够拿来运兵。可大明那个皇帝，连京师都不在乎，似乎没想着要一口气改朝换代，那他用火车运兵似乎也没什么意义。除非他所图甚远，不打算马上争夺天下，而是打算一步一步蚕食。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皇帝的耐心似乎出奇的可怕，同时也只要盯着青岛，只要看到大明开始修铁路了，那么说明距离他们准备好开始蚕食大清也就不远了。

至于他们什么时候准备好，李鸿章猜测大概是他的老师什么时候能帮那个皇帝建好学校的时候。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个皇帝难不成是打算培养出一代良才之后，才打算开始蚕食大清的江山？那样的话，耐心不但可怕，还让人觉得有些过于谨慎了。

总之李鸿章始终觉得自己看不透那个皇帝。但是他却看透了他的老师。

李鸿章早就揣摩透曾国藩没有造反的心思，他一心想要保全名教，至于大清，可保则保，不可保则是天命，在这一点上，他的老师比他可要洒脱的多。

但他对他老师在大明兴复名教的做法，还是颇为担忧的，曾国藩信中说，但使大明尊圣贤，行仁道，则无论其兴衰，都可谓儒教之幸。倘若大明为洋教所染，则又是一太平天国。

李鸿章觉得他老师太偏执了，虽然曾国藩给他讲述过洋教以各种复杂的洋礼蛊惑教众，约束教众，抓人心，迷人智的手段极为奏效，反观儒教则以循序渐进之法教化人心，未免起效太慢，长久下去，恐怕洋教大兴。

曾国藩看到洋人用各种弥撒仪式，祈祷仪式，礼拜仪式，对教徒进行催眠一样的洗脑，他非常担忧，他看到了一种更具仪式感和纪律性的宗教，跟西方宗教相比，儒道的修行更在个人，纪律约束几乎没有，一切都在人心，尽管曾国藩坚信儒道忠孝仁义才是最好的教化百姓的道理，但他看到洋教的严密性，心中产生了很深的危机感，任你大道理讲的再好，也敌不过一句信上帝入天堂来的诱人啊。

李鸿章却完全不担心这些，他觉得都是大明太放任了，不让他们传教就什么事都没了。现在大清积弱，惹不起洋人，等大清中兴，剿灭洋教也只在抬手间，康熙那时候不就把洋教都赶出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