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年八月末，蒯越因战事不力被调回襄阳，蔡瑁继任江陵太守，刘表也终于同意了陈翔、王粲与我签署的和议，数万南征大军开始从潺陵、汉寿、巴邱一带撤回江陵，同时，按照商定的罢兵条件，我军也必须要在十日内从长沙撤到衡阳、攸县。

最后撤离长沙的时间定在八月三十日的午时。

长沙南门外。

我引马驻足，回眸身后的城池，叹了一口气，黄忠、甘宁、刘晔诸将和军师徐庶已于三日前率主力往衡阳去了，现在随我撤退的除了最后的一批千余兵士外，还有慕沙、陆逊和桓阶等人。

由于未经战事，通往南方的大道上辙出的车印还很新，压得荒草四伏，其间偶有一两只野狗出没草中，一倏而过，我知道他们是在寻找着新埋的尸体充作食物。

若到了恶战的北城，野狗会比这更多，赤日炎炎，暴晒在千里焦土上，湘江水因为连续的干旱流量大减，长沙四周的护城河中河水仅剩下了一条细细的涓流，露出原先沉埋于河底的累累白骨，成群的秃骛栖绕在原先蒯越军埋尸的坑口，等待着饥饿的野狗刨开地表那些薄薄的松土。

在挨过战火连绵的七月后，长沙的百姓迎来的却远不是好光景。

自古天灾总是与人祸联系在一起，在长时间的干旱肆虐下，本应引水灌溉的良田因人手短缺而使得处于抽穗期的稻谷大面积的减产，一些原本盛产粮食的田地几颗粒绝收，从各地上禀的情况看，今年荆南三郡这一季欠收已成定局。

相比少经战乱尚算安定的桂阳、零陵，长沙的百姓在这一场人与天的搏斗中却再也撑不下去了，先前豫章援军接济来的一点粮食在饥饿的人群面前很快就被分食干净，而若再从豫章征调的话，且不说长途转运时间不及，就言费栈叛乱后豫章郡南之地屯田皆毁，又庐陵各部虽平但局势未定，粮食也不是想到就能来的。

饥饿，还是饥饿，迫使人们背井离乡，逃往能有一口饭吃的地方，而那些失去跋涉能力的人或者去和野狗争抢一块腐骨，或是眼睁睁的等着待毙判决的日子。

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缺水少粮加之暑热的天气，最可怕的瘟疫就在这时流行起来，从八月初开始，城中已陆续开始有牲畜倒下，开始时我还以为是炎热中暑的原因，待到后来一些体弱的老人、孩子也开始发病，随后在短短的几天内死去，我才疑心是有了疫情。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我的计划，长沙是我历经鏖战守下来的，放弃不是我最好的选择，但现在却成了我唯一的选择。

人心慌惶，面对强敌尚从容自若的我，在肆虐的瘟疫面前，已无法保持镇静。

“将军若真有体恤民情之心，望谋战之前能多为民虑，如此则民之幸也！”城门口，对我说话的是一个清瘦的老者，目光炯炯。

他不是旁人，他就是我与刘表共荐的长沙新任太守——张机。

在荆南一带，张机的名声是如此的响亮，他这些年来一直在荆南一带行医，百姓都称他为“医圣”，有这样一位德高望重又兼通医理的贤者出任长沙太守，对于长沙百姓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消息，而对于争取和谈的刘表和我来说，张机乃一隐士，不属于我们中的哪一方，正是太守最适合的人选。

与张机一起送行的还有何宗等一干官员，他们多数是桓阶府上的幕僚，面对病魔的侵袭，这些人没有退避，勇敢的选择了坚守。

听到张机有些责备的劝谏，我没有动怒，我只感到了万分的羞愧，引发这场瘟疫的原因，除了天灾外，更大的责任在于我与刘表的连番交战，致田地荒芜，百姓流离，而现在我却象一个胆小的将军一样，擅自把守卫阵地重任交与手下的士兵，自已逃跑了。

在最近的这两天，长沙城就象陷入到了一片死寂之中，瘟疫开始露出它狰狞的面目，被发现感染上疫症的人在急剧增多，据估计尚留城中的人中百分之三十被感染上了，而在此两天内死亡的人数已达到百人。

若不是见到长沙疫情泛起，百姓多患病而亡，以张机的性情，是绝对不会答应出任太守的。

其实，我和刘表都明白，就眼下长沙瘟疫横行的情况，能够保全和拯救长沙的，除了张机之外，没有别人，况且在这个时候，刘表一方是没有哪个人会主动的站出来要求到长沙去的，除非他想找死。

真正的延请张机并不难，也不需要跑到巴邱去，闻知长沙有疫情后，张机即携家来到了长沙，我与徐庶知晓后诚心登门造访，这回出乎我的意料，不需费尽口舌，张机爽快的应允了，不过太守印授张机只同意暂领一下，代长沙疫情稳定后，便即俸还。

我神情凝重，正色道：“先生若有差遣，尽管吩咐，宠定尽力为之！”

不言张机是我的救命恩人，单就张机不俗于世的为人，我也是极敬重的，此次答应出任太守也多半是为了钻研病症的方便。

“先生……。”陆逊站在张机的一旁，拉着手有些依依不舍。陆逊这些日与张机处得投机，对于医学的博大精深，年轻的陆逊有着强烈的兴趣。

车行辘辘，荒草凄凄，辞别张机后，队伍向衡阳行进，路上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桓阶本有意留在长沙，但由于其名望日隆，遭到刘表方的坚决反对，不得已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