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部民这个组织与所谓的民主形式无关，只是汉部首脑用来控制汉部的工具。事实证明，这个组织的控制力不但有效，甚至超出了折彦冲杨应麒的期望。由于这个组织凝聚的是部内菁华人物（或因忠诚而被吸纳，或因德望而被吸纳，或因为能力而被吸入，或因贡献而被吸纳，或几个原因兼备），特别是后期进入的人几乎个个都有相当的才能与文化，所以他们不但能较为有效地贯彻汉部高层既对他们自己有利又对汉部总体有利的施政方针，而且还常常能主动地、积极地在各个领域发挥建设性作用。元部民们相对于非元部民在法律上没有特权，也不能世袭，但在具体事务上却因为能够互为奥援而成为汉部境内各个领域的实际控制者！

不过，在重大决策上面，元部民会议一直以来都只是汉部的首脑用以笼络部内精英的仪式，其对重要决策的表决象征意义远大过现实意义。不过即使这样，大多数的元部民也已经很满足了——因为在别的政权底下他们连这种“荣耀”都没有呢！

而这次汉部高层在意见产生分歧之后，把这个元部民会议作为解决矛盾的手段，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汉部取士，遵循的是杂其途而取的原则：有考试的，有提拔的，有征辟的，有选举的。被纳入元部民的人才也是各个领域都有。就地域上来说，津门当然是最重要的区域，其次辽口，其次岱舆，其次才是永宁、东津、塘沽、岱南和麻逸。

就组成上来说，兵将、文士与商人则是最重要的三支力量，武人的实力前几年一直处于惟我独尊的地位，宋籍士人加入后文士团体才迎头赶上。由于眼下文官团体的效率还算比较高，而且对于武人集团的军事行动通常也能全力配合，所以武人们对文官们的表现还算满意；而文士集团里面，由于几个领袖人物都具备开拓进取的尚武精神，且武人的权限有较为完善的体制加以约束，所以文士们对武人便不存过份的恶感。此外，汉部高层里一批允文允武的领袖——如曹广弼、杨开远——的存在，也是文武两大集团没有显露出明显矛盾的重要原因。可以说，现在正是汉部文人与武人的蜜月期。

在文武之外，商人团体的实力也不可小觑，但直到目前他们都还只是小心翼翼地跟在文武两大集团后面奉承着、推动着、渗透着，却还没有勇气直接浮出水面过问军政大局。但出于追逐权力与财富的天性，他们还是显得十分活跃！

这次的元部民代表会议，参加的人数达三百人之多，而纯粹的商人就占了三十九个。一些重要家族的领袖如林翎、赵履民、刘介都来了，此外福建的陈奉山、流求的欧阳济、高丽的李相隆、东津的阿依木思等也纷纷露面，温州派新加入的家族更是趁机四处奔走结识朋友。这些商人领袖在征得杨应麒同意后，在津门商会会馆举行了一次峰会，能进入这个房间的三十几个人，个个都是一方巨富，津门商会的会长赵履民亲自主持，欧阳济坐了首席，但全场最引人注目的却是林翎。

林当家依然身着男装，但颜面眉目却再没有化妆掩饰，在场的老狐狸个个都看得出她是女的，但谁也不敢说破。

这次商家峰会讨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关于新钱的铸造和流通！这个时代大宋所铸造的宋钱不但可以通行日本、高丽、大辽、女真、西夏和南洋，甚至是被作为商品来买卖！但是由于境内缺铜，加上宋廷货币政策存在缺陷，所以宋钱一直处在十分紧缺的状态下。杨应麒关于汉部自己造钱的规划从很久以前就在打算着了，但一直被两个问题困扰着：一是铜源的问题，二是怕会被会宁指责谮越。但是，货币流通顺畅乃是商品经济大发展的重要前提，而环东海经济圈的贸易规模，既不是以物易物所能解决，更不是流入东海的宋钱数量所能满足。因此之前一些大宗货物的流通，除了贵金属外，主要还依靠一种“信用交子”来作为补充。

这信用交子是什么东西？原来当初鞍坡的矿产南下辽口再运到津门，一产一销需要很大的货币流量，没几个月下来就导致辽南的通货供不应求。于是杨应麒想出了一个办法，与几家商家合作，签发一些有额度的信用交子作为他们交易的凭证，接手承运的商家可以随时拿着这些信用交子到汉部的一个特设部门兑现等值的财货。一开始每月都有商家跑来把信用交子兑现成货物带走，特别是一些小商人，拿着一张什么也不是的白条谁能放心？但慢慢地这种交子的信用确立了起来，许多人拿到手里之后便不着急了，由于使用方便，最后从鞍坡到津门的这条贸易线竟全部直接使用这种信用交子进行交易。在汉部立法同意部民用这种信用交子纳税之后，信用交子的使用便日益广泛起来，如今津门甚至流求的商贸里，以信用交子作为通货的已占据相当的份额。

不过对于信用交子的使用，许多商家还是抱怀疑的态度——纸币这东西大宋又不是没用过，但最后大多因为信用崩溃而变得一文不值！有这个前车之鉴在，他们便不敢不谨慎。幸好汉部有元部民会议这样的机制在，他们便通过这个机制发出他们的声音，希望汉部赶紧铸造新钱。“谮越”的政治问题他们解决不了，但铜源却已帮汉部想好了两处：一在日本，一在麻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