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杜荷是历史学毕业，对于这一点有过了解。

那是在万历年间的事情了，万历六年，当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亩、登记户籍、推行一条鞭法时，来自这个南方省份的消息让他惊诧莫名、悲意顿生：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姓人口普查时，福建已有八十一万余户，近四百万口，但经过两百年的“生齿渐繁”，这个省份的在册臣民，仅仅剩余了五十一万户，近一百八十余万口。

户口的急剧萎缩，固然出于民间的隐匿瞒报，也折射了这个省份的尴尬境况。令人惊讶的是，又二百余年后，清道光十四年，福建依旧灾荒不断、濒临破产，它的在册人口却达到空前的一千五百余万，增长九倍以上。与此同时，全国姓户口也激增七倍左右，达到了惊人的四亿。

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毫不起眼的番薯。

这一点有史为证！

万历二十一年，明朝一位叫陈振龙的人从吕宋岛引进了一种叫“朱薯”的农作物，并且在四个月后，引种成功，改名番薯。

且在次年，福建南部遭逢大旱。《漳州府志》记载：“野草无青，禾无收，饿民遍野”。当时福建巡抚金学曾当机立断，晓谕闽南各县广为栽植番薯。短短几个月之后，番薯大获丰收，饥民“足果其腹、灾不为荒”。

只是几个月的时间，番薯的存在就解决了一次灾荒，可见番薯之威。

福建这里隶属岭南，丘陵纵横、红土处处，只有小片平原和盆地可以种植稻米；不仅田狭民稠，并且土地贫瘠、零碎，自从“禁海令”颁行以来，灾荒、饥馑、产米不敷、民生萧条……种种苦难充斥民间，不绝史册。

但因为番薯的存在，饥馑渐渐淡出了福建。

关键在于番薯粗生贱养，即使“地属沙土”也能成活，更不必说丘陵地、红土地了；它浅埋土中，风雨不能侵蚀，兼抗干旱；产量极高，上地一亩约收万余斤，中地约收七八千斤，下地约收五六千斤……如此惊人的常量很快成为这个省份此后五百年的民生象征。

也许是因为番薯太过低贱，并不为江南地区接受，成为了一大憾事。

可在康熙朝时，为断绝东南诸省对台湾的供应，清政斧下达迁海令。船只、房屋、稻禾一概焚毁之外，沿海居民全部向内地山区迁移，“违者立斩不赦”。在持续二十余年的迁海中，千万难民如同牲畜，眼神灰蒙蒙地走向深山，死亡载道者以数十万计。

就在这种灾难的生活中，番薯再度成为万千灾民的救星，闽西、江西、广西乃至安徽，从此处处可见象征苦难的淡紫色番薯花。

如果说，在迁海时期，“哭声震天”、沟壑以死的景象比比皆是的话，那么，不久后另一次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的西迁，则似乎包含了微茫的希冀。康熙三十三年，清圣祖下《招民填川诏书》，启动了“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在几十万湖广贫民之外，江西、广东、陕西……多达十余个省份的雇农佃农、无业游民，也纷纷加入了西迁的行列。这次迁徙，涉及几百万人，跨度近百年，而在浩荡的人流中，包含了上百万的客家人，将番薯带进了遥远的四川。

此时番薯已遍布了长江以南的任何一个角落，并且开始想黄河流域进发。

此后的百年里，番薯遍布整个大清，成为了餐桌上的主食，因为它的存在，饿殍遍野的景象，似乎渐渐淡出生民的视野。

番薯养活了千万中国百姓，番薯的存在让清朝的人口，以恐怖的速度直线上升，尽管人再多，因为有番薯，清帝国也养的活。

故而有番薯造就了大清国一说，也有的直接将大清国成为番薯帝国。

最最让杜荷在意的还是番薯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它只生存于美洲大陆的热带地区，由印第安人人工种植成功。哥伦布初见西班牙女王时，曾将由新大陆带回的番薯献给女王，西班牙水手又将番薯传至菲律宾。在明朝万历年间，从当时的西班牙殖民地吕宋引进中国。

这是杜荷脑中存在关于番薯的引进记载，但如今是唐朝，唐朝出现了番薯，这意味这什么，不言而喻。

杜荷觉得自己的心都随之颤抖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