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这些民族资本商人表示支持夏钧专政,并许诺未来绝不干涉政治,愿意无条件支持政斧的任何政策。
这些民族资本商人愿意在书上签字,表示着他们对夏钧的信任,也显示着夏钧的信誉程度。
此时的中国商人最重信誉,而夏钧的信誉绝对是中国最可靠的,夏钧竟然说出了支持民族资本商人的话那就是泼出去的水,板上钉钉的事。
要知道,国内的明煮共和人士最大的支持者就是商人,因为明煮共和制度之下是商人掌权。
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些商人以前很多时候也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去支持政治党派的。
不过夏钧的演讲却如同当头棒喝,夏钧公然的表示不支持明煮,那么最终的结果无论怎么争都是那么回事,这一点基本上大部分商人都是明白的,以夏钧当前的威望,要进行专政实际上很容易。
既然争也争不过,那还争什么?
而且夏钧的演讲也让很多商人意识到,离开了政斧的支持和政策保护,他们很可能会被国际资本迅速吞并,到时候基本上是作茧自缚。
同时中国当前民族空前团结,很多商人从民族利益的角度出发,也自发的接受了放弃了明煮诉求。
这些商人的大规模表态,在于华夏会的成立。
他们所承认和标识接受的各个原则,都是华夏会的会规,当他们在会规上签下名字时,代表着他们一辈子都不可能跨越民族界限向国际资本演变。
也有很多商人不愿意接受华夏会,他们拒绝加入就因为会规,他们很多并不赞同夏钧所提出的观点,还在坚持着明煮诉求。
这些商人很快就被拖入了整治黑名单之中,这种整治不是政策上的,也不会是政斧行为,而将是以华东集团为首牵头的整治活动。
当一个商人拥有了一定的实力,那么必然会被华夏会找上门,他们要想继续发展,就必须接受华夏会的规章制度,否则就会遭到联合抵制,从而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华东集团要整治这些商人很简单,因为夏钧手上有技术,此时的中国商业法制已经比较完善了饿,开始走向技术为王的商业体制。不过市场营销等等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手段,不过在失去了技术优势的情况下,那些被整治的商人终究站不稳脚跟,就算不被整倒,发展潜力也基本上没有了。
而且真正要认真的去整倒某个商人,以华夏会的庞大的社会资源来说,那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不过很多商人并不知道他们已经被列入整治范围,这种整治并非是立即能爆发的,如果是政斧出面打击,直接下一道政策就能整死一大片,那才是即时姓的。
对于这些商人的整治,也就只有华夏会内部核心会员知道列出了一个表格交给了最高会长夏钧,其他的也就不知道了。
资本阶级的倒戈,很大程度上给了明煮共合派一记釜底抽薪,失去了资本家支持的明煮,是没有任何竞争力的。
在这场国体的抉择十字路口,西南军区军长蔡锷也被卷入其中。
多家媒体要求采访蔡锷,不过被蔡锷拒绝了,但要求采访的记者太多,蔡锷只得集中的接受了一次采访。
“请问蔡军长对委员长提出的观点有什么看法?”一名记者急不可耐的问道。
蔡锷点了点头,回答道:“委员长所提出的观点并没有错,我们中国是一个单民族国家,中国确实不适合走明煮共和道路。”
“据我所知,蔡军长以前一直是共和派人士,为什么态度会突然转变呢?”
“因为我们以前看问题太局限姓了,不仅忽略了我们真正的民族文化,也忽略了我们中国的国情,只是单一的从谁强大就学习谁的角度去出发。”蔡锷回答道,近来蔡锷在听了夏钧的演讲内容后,态度转变得很快。因为夏钧剖析出了本质问题,让人不再是从表面上去思考。
“请问蔡军长,如果我们中国再次走上帝制道路,您的立场是什么样的?”很快记者就问到了最关键的问题。
蔡锷之所以会如此受关注,那就是他在袁世凯称帝时起兵‘造反’,最后还成功了。
“我个人不支持帝制。”蔡锷首先申明了自己的观点,接着继续说道:“但我个人支持专政,如果委员长一定要走帝制道路,那么我也只能接受这个结果。”
“为什么呢?”记者问道。蔡锷摇了摇头,没有回答。
蔡锷的这种态度转变在于,夏钧并非袁世凯,当前帝制也代表着大多数国民的态度,单是从武力上的制止上来说已经不可能,他若是反对,西南军区的全体官兵第一个就不支持他。
再则,蔡锷不得不承认,夏钧如果当了中国皇帝,那么结果也不是坏的,最起码中国能如同夏钧在演讲时就[***]政体的分析那样,在初期高效率的发展。
蔡锷身为梁启超的首席大弟子,他的意见转变,很快给了梁启超很大的打击,就连梁启超也开始怀疑,中国是否真的不适合明煮自由。
研究发现,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民族主义上面。
说民族主义是不好的,也说不上。
这让梁启超升起一种挫败感,同样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思想已经跟不上时代了,如果是在清末民国初年,那么他的思想是很有市场的。
然而在这个时期,中国经历了对外战争,大半个中国省份都已经被华东政斧彻底整合,民族主义复苏速度之快,已经让的思想没有了市场。
现在把话挑明白了说,而且这些话是夏钧说的,以夏钧的威望,足以让大批知识分子瞬间接受,因此他的思想更加没有市场了。
此时坚持什么明煮共和都已经是徒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