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公前几日专门跟朕说起过，希望今年雍州能增加一位贡士的名额，朕问他详情，方知这额外之人便是归唐，呵呵！朕当时就允了。”李世民笑道。

看到李世民与杜如晦二人的问答，房玄龄这才闻之有此一事。虽说雍州府递交的贡士名单会送至吏部，而吏部又名义上归自己这个尚书左仆射正管，可是因为杜如晦还身兼吏部尚书的因由，他平时基本不过问吏部之事，所以对于胡戈有志科举，他还是第一次听说。

房玄龄低头默思片刻，便道：“克明，我看吏部也该给归唐加散官衔了，毕竟拖了这么久，总这么悬着名不正言不顺啊！”

杜如晦笑了笑，望向李世民，正好李世民也望了过来，两人目光相遇，都从对方脸上中看到一丝苦笑，他们哪是舍不得一个低品的散官之职，只是这事说来有些复杂。

这还要从唐代的官制说起。

胡戈刚刚出仕的时候便被授予了工部员外郎一职，这种在三省六部等等部门有着具体职责的官职被称为职事官，而职事官是大唐官制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但远远不是全部。在唐朝正式公文中，对于一个官员官衔的书写顺序是：散（散官）、职（职事官）、勋、爵。散官排在职事官之前名列第一，其重要性便可见一斑。

很多人认为散官不过是一种荣誉尊衔，实际意义并不大，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如果说在唐朝之前散官的重要性还不是那么明显的话，那么到了唐朝，散官这一官制被李家赋予了一种新的意义，那便是用它来划分、确立了这个社会中的等级制度，即后人眼中的官本位制度。

大唐立国时，李渊曾得意洋洋的在朝中重臣面前自夸门第，他说我家是陇西旧族，世代与帝室联姻，举旗一呼，不三月有天下云云（见《新唐书》裴寂传），但这只是他自我感觉良好而已，浑然不知在暗地里却被人戏称作“鸵李”。世人心中真正认可的世家大族却是在唐初官场上并不显眼的山东旧族（如崔、卢、李、郑等）。

终于等到李渊有一天发现这世上有一批人比自己身上的优越感还要优越时，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闹了大笑话，这时，他便开始大力打压这些前朝旧族。尽管李世民在许多问题上与自己老子有分歧，但是在利用政治力量去消除这些旧有士族在社会上的影响方面，他们还是父子同心的。

那么怎么消除这些旧士族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呢？他们祖上传下的名望，自己抹杀不得；他们家中钱粮无数，自己明抢不得；这时，李世民想出一个釜底抽薪之计，便是不让这些士族之人在自己朝廷中立足，说白了，你祖上靠什么显赫，不就是做过什么四世三公之类的吗，我现在不让你们入仕，将来我的儿子也不让你们的儿子入仕，好吧，就算有个把文曲星转世侥幸给你们挤入了官场，那我李家也让你们做不成光宗耀祖的高官，只叫你半生蹉跎！就这样一世一世的过去，你们的后代拿什么来培养自己的优越感？

富贵富贵，且富且贵，富而不贵，早晚下跪。

贞观年间在李世民的主持下修过一部《氏族志》，他确立的核心思想便是：“以今日冠冕为等级高下”、“不论数代以前，只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与本统治集团无关的前朝望族之后，想拼爹那是行不通的）

于是，在确立了官本位的社会价值观后，散官便成了推行这一制度的利器。散官的阶级一共二十九阶，自一品始，到从九品下为止。这个品级便是你在这个社会等级中的排名，除非你有惊人的业绩，一般授予后要想变动极为困难，不像职事官的授予，昨天孙伏伽还是一个不入流品的县衙办事员，今天李渊就可以把他提拔到治书侍御史的高位上（不过在职事官任命中，这也绝对可以算作特例了，正常的人事任免不会玩得这么心跳）。可这散官却是不好随意加的，最终搞得堂堂御史台的二把手，要和一群小年轻们在大冷天的早上搓着手吸着鼻涕一起挤考场（此时考生在通过吏部考功司员外郎主持的科举考试成功中举后所授之的官爵便是散官，而非职事官，想要获得职事官，还需要再经过吏部另外的考核）。

所以房玄龄听闻胡戈要参加科举后，和杨恭仁第一反应一模一样，以为他是因为自身没有加散官衔，才去投奔科海的。

其实哪里是李世民不愿意给胡戈加授散官，实在是因为胡戈出仕之前所立灭蝗防旱之功难以摆明了拿到台面上来讲，授低了，李世民自己心里过意不去，授高了，没有拿得出的理由便是自己坏自己的规矩，徒惹朝野议论。

所以矛盾中的李世民思来想去后，便暂时没有授予胡戈散官，他一直在等一个时机，一个能略减心中愧疚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