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单上那些很专业翔实的医学术语，我看不太懂也不想细看，我看的最关键的两个地方一是病人名字，二是诊断结果。

病人名字赫然就是崔冕，而诊断结果竟然真是前列腺癌！

我再细看一下病人年龄，竟然也跟我一样，是28岁。

我傻眼了，第一反应这是不是一份伪造的病历报告？

第二反应是难道我真他妈得前列腺癌了？

我只是在医院睡一觉而已，谁自告奋勇没事给我做什么前列腺检查呢？医院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机构，不是慈善机构啊。

我疯狂的按动着床头的警铃，不一会，小护士跑来：“有什么事？”

我近乎歇斯底里的咆哮：“我要求马上安排人给我检查，看我是不是有前列腺癌！”

这声怒吼大概几乎将伤口崩裂，脚的枪伤和手指的骨折伤又疼的我吡牙咧嘴。

“行，我去告诉泌尿科医生，看他安排时间。”

大医院不管做什么检查，总是要慢慢等，不可能我想做，下一秒就来人给我做。

我估计最快也要等到下午。

真有前列腺癌，一个最基本的肛门指诊就能摸得出来了，简单快捷。只有在医生摸到疑似肿瘤时，才会做肿瘤标志物检测或核磁共振等别的确诊检查。

刚才我在和护士说话，周律师就在一旁拨弄着手机，护士走了之后他放下手机对我道：“通过这份病历报告，我们可以看出不是你说的什么医生要害你。他们是在为你做手术是要履行职责救你性命，根本不是什么伤害你，所以你说的什么正当防卫，防卫过当是不存在的。”

“这病历有问题，我不信我有癌却一点症状没有。”

“据我所知，很多种癌在早期都是毫无症状的。”周律师淡淡的说。

周律师不是心理医生，不必感同身受我的痛苦，他的语气一直是淡淡的，职业化的，公事公办的，不带有丝毫同情或别的什么情感。

我也理解，律师毕竟只负责我的案子，不负责我的身体和心理。

“总之呢，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你认为你没有前列腺癌，但医生却非要给你开刀，然后你为自保，伤了两位医生。过程中你一直以为自己是在梦中，也就是说当时你精神恍惚。对了，你当时嗑药没有？”

这律师的归纳总结能力，理解能力都挺强，我略一沉思：“基本就是这么一回事，你说的对。还有，我从不吸毒。”

周律师道：“有个问题很关键，是谁把你送去医院的，还是你自己去的？”

“我去医院看望一个朋友，突然很困，随便找了个空房间睡一觉，醒来就有医生说我是前列腺癌。”

“崔先生，我知道你是研究心理学的，我就班门弄斧的猜测一下，你别见怪。您会不会是患上了某种短期失忆症？会不会是你自己要求做了什么相关检查，最后却忘记了。然后又想逃避患癌这个可怕的现实，编造了一个这样有点奇怪的故事？我们从常理上来讲，这事很多地方都有点不可思议。你好好的跑到医院睡午觉，又好好的有医生非说你有病，还要给你开刀，这一连串事不合情理。”

周律师的大白话翻译成我们心理学术语就是他说我得了一种叫做解离症的病，这种病是把痛苦的记忆和不被社会认可的部分行为或思想从整个精神活动中脱离出去。

解离症又可细分为心因性失忆症，心因性迷游症等。

任何人被别人说成是有某种病，都不会开心，所以周律师他说的很客气也很小心翼翼，说的过程中一直观察我的表情，不断调整语气。

但他无须这么客气，我一点也不生气，我被人怀疑有病不是一天两天了，我真的已经习惯了。

再说我也在纳闷，这奇怪的不合逻辑的一切究竟是不是我自己的臆想。

如果我真有这种解离症，显然我自己无法察觉，甚至无法分辩。

我想了想问道：“人民医院应该有多处摄像头吧？”我说出这样的话，确实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记忆了，想凭借摄像头来确认究竟这一切是不是我自己在胡乱折腾。

特别的医院如精神病院，摄像头密布各处是一定的，但普通的医院，应该不会有那么多摄像头。

“据我了解，公共区域肯定有，如大厅，收费处，拿药处，但若是病房里、检查处、手术室，不可能会有。”

开膛破肚的手术室，病人很可能赤身*，不可能安装摄像头；而有些检查需要宽衣解带露出*部位，同样也不能安装摄像头，这些都是侵犯病人*，病人会抗议。

不过挂号处有就行了。

“周律师，我也不确定我是不是有什么失忆症，能劳烦你去查一下当天医院的监控吗，看我到底有没有在挂号处或收费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