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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五十七章 天长之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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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朗问了一句:“孙沔可如孙拚?”

吏才与德操,另外一个孙更差。

郑朗又说道:“夏公,当学吕公。”

“吕公年老病重……”夏竦含蓄地回答一句。

“君臣做宰辅,须有宰辅之量。”

“我不是想做宰辅,陛下让臣去岭南,臣都甘死不辞,主要我不想别人往我身上泼污。”

谈到这里,已经谈不拢了,郑朗也不想多说,不要说夏竦,君子党挂着君子的名义,自己又能劝动那一个人?于是不去管,但在晚上写了一封长信,写给司马光的。

记得后世有一句话,中国知识分子,教授与政治流氓只是一水之隔。虽重,颇有几份道理,北宋前后有两大政治流氓,前面是欧阳修,后面是司马光。两人在文学上皆有巨大的建树作用。

有人不明白续资与资治通鉴区别在哪里。文字功力,通鉴文字流畅。叙述能力,通鉴主次分明。真实度,通鉴忠于史实,敢言,续资~~治通鉴随意篡改,比如范仲淹为朝廷形势所逼,进谏卖官,续为“君子讳”是不会记载进去的,类似的事倒有很多。可以说作为史书,资治通鉴的价值还在史记之上。但到司马光做的时候,连夏蛛都比不上。

司马光才是宋朝最大的政治流氓。

不是蔡京,蔡京一直就是小人,顶多挂一个新党的皮,从来没有将君子这一头号往自己身上加冠。

第二便是欧阳修,他危害不及司马光,可同样是文坛宗师,但正因为他的戾气深重,不识大体,在政坛上胡说八道,上窜下跳,不仅坏了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后面还搞出了许多是非。这个人也是一个文学上的巨人,政治上的小丑。

自己影响不了欧阳修,只能写信给司马光,再三说了一些政局的形势,各人的得失长短,让司马光看,去想,以免走向欧阳修的老路子。

这封信很长,几达万言,郑朗花了近三个时辰,写到半夜,才将它写完。第二天派人送给司马光,让他引以为鉴,然后匆匆离开亳州。时间拖不起,还有一大堆事务,随后的数起农民起义,以及与西夏人的议和。

向宿州冲去,下令扬州知府率领部分军队北上,傅永吉率军南下,一南一北夹击,将王伦的起义军逼向天长。

自己率领骑军匆匆南下,经宿州到泗州,来到天长将军队驻扎。

然后打开各地情报到览。

相比于北方的大旱,过了淮河,旱情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夏收比较顺利的收上来,秋收未到,可是粮食长势很旺盛。天长属于扬州管辖,此时受许元命令,正在准备筹集大批粮食北上。但因为受到王伦影响,人心惶恐不安,征粮事宜有些延误。但已有大批粮食经漕船顺着大运河北上,向京师运送。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这次因为自己,拨出的款子很多,再加上朝廷本来的夏税,其中包括粮食,最少能调一千多万石粮食送到北方去。时间有些慢,江南粮食也不是无底洞,就是有钱有人有船,也未必能立即将这么多粮食凑齐,必须要等到秋后,粮食才能逐一筹集。并且朝廷筹粮,波及到了粮价,部分地区粮价开始小幅度的上扬。

这样的大灾害面前,弊端肯定是有的,不过关健还是粮食。只要能调动一千几百万石粮食,整个北方今年将会无忧矣。要么就是下面的官吏做得不好,那只能危害局部地区,不会妨碍整个国家的运行。

将这些情报放在一边,又看敌人的动向。

傅永吉带的兵不多,只有两营军队,且编制不齐,多是部卒,所以一直吊在后面,不敢正面作锋。王伦也不敢调过头将这支宋军吃下,他手中的人更少。

扬州官员接到郑朗命令后,同样不敢怠慢,拨出三营指挥,一千余人,徐徐逼向高邮,可是行军速度很慢,自保意味很浓厚。也怕王伦从包围圈中杀出,正好扬州一半兵力调向北方,城中驻守的兵力比较空虚,怕王伦杀进扬州城中。但起到一些作用,在两军大张旗鼓下,王伦在高邮坐不住,放弃了大鱼大肉,美酒美妓的生活,将军队拉出来,向西越过五荡十二湖,向白马塘进发。

郑朗又下了一条命令,让傅永吉与扬州的官军继续尾随,战争爆发后,协助自己对起义军实施抓捕。

只要打败了王伦,比较容易办。

王伦手下多是贫苦百姓,这是值得同情的地方,但还要加冠一词,多是亡命百姓。起义之初是值得同情的,可是一个月以来,坏的带累好的,一路烧杀抢掠,使无数百姓惨死于他们兵器之下,也有一些清白的黄花闺女被他们糟蹋。这一点也是后世砖家多不记载的。起义之初颇让人值得同情,但在这时,他们个个都是该死的人。

虽是亡命之徒,可形同谋反,少数人看到形势不妙,偷偷溜掉了。于是王伦想出一个主意,在他们脸上刺了“天降圣捷指挥”六个大字。就象后来水浒传中王伦的主意一样,想上水泊梁山,先杀一个人,无论这个人是好是坏,先背上人命官司,这样就不担心重新投诚官府,用这个投名状使部众团结一致。

刺字是一个性质,有了这六个大字,到哪里都是王伦的义军,想叛逃都没办法逃走。被王伦这一逼,逼上绝路,作战更勇敢。但只要击败他们,抓捕也容易,并且自高邮向西大片区域都是坦荡的平原,要么就是一些湖荡,这一条对郑朗手下不利,但王伦手下部属同样多是北方人,也不利。再说,抓捕不是郑朗的事务,交给了地方军队实执抓捕,这些湖荡子反过来成了官军的保护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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