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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四十一章 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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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问题,郑朗本来不想说的。

赵祯现在肯定不清楚,就是说出来,赵祯未必采纳,即便采纳,大臣未必同意。纵然是皇帝也不行,赵祯仁厚,可与宋神宗相比,缺少了勇气。自己与后来的熙宁变法相比,也没有王安石那种地位。

然而赵祯掏了心窝,郑朗终于忍不住说了。

然后道:“李内侍,这样吧,我写一份奏折,将我的看法禀报给陛下。”

首先便是三条。

第一条是将从中御,不是赵匡胤的本义,但与赵匡胤有关。赵匡胤是天才指挥家,命将出师,会在大将出发前,做一些简要的指示与告诫。

赵匡义自幼学引马,与赵匡胤无关,赵家原来就是小武将世家,包括赵匡胤的儿子也上过战场,屡与贼交锋,贼应弦而倒者众。是一名勇士,但为了替自己正名,刻意处处要显得比哥哥高明,包括科举、祭祀、制度与军事,甚至琴也要改成九弦琴。

于是将哥哥的这一行为(发扬光大,不但每次大将出征时,作指示与告诫,而且很繁密,甚至授阵图,让将士在前方布阵图。宋真宗也是如此。

孙子兵法要求为将之道,智信仁勇严,宋真宗也亲自制度七条,修养自身,有所法则;不得越职,侵扰民政;均抚士卒,无所私党;训教士兵,勤习武艺;安抚士卒,甘苦同当;制驭士卒,无使犯禁。

最重要的谋略与勇敢不见了。

将从中御的祖宗法制完全成形!

田锡、王禹偁等重臣,包括后来的岳飞皆表示反对,不得功。

赵祯朝,也有一些大臣,包括郑朗在内先后提出进谏,特别是郑朗少年在宫中与赵祯一番谈话,说澶州之盟的弊端,给赵祯留下深刻的印象。故赵祯并没有过多干涉前方将领的指挥,更没有临行授什么锦囊与阵图。

但将从中御政策依然存在。

这个中不是皇上,而是前线大本营里指挥的文臣,比如范雍。

坐在安全的州城里,对将领说你们怎么怎么做,韩琦也做过类似的事,导致任福大败。

然而战场上变化万千,往往一阵突然到来的狂风,一场暴雪,一场大雪,战斗形势立即改变。故孙子多将说兵无常形,甚至有的名将根本不去看兵法。因为即便看了,不可能照搬全抄。

本来文臣对军事就不善长,再用了将从中御的政策,故宋军将士虽勇敢,很难获得大胜。有,但这几场大捷,全是前线指挥独专大权,包括童贯,连宋徽宗的圣旨也不听,这才取得的。

为什么有了这个古怪的国策?

原因很简单,控制将士有种种奇怪的想法,否则想来想去,会对朝廷不利。

打仗的武将领本来权利很小,再缺少想像力,指挥权上完全是一个傀儡,这个仗还怎么打?比如狄青昆仑关大捷,若不斩杀杨畋,听从余靖的安排,还能不能取得昆仑关大捷?

将从中御政策,使武将危害性无穷的减弱,但别指望打胜仗。

消极防御政策完全是赵匡义造成的,高梁河战役失败,也不是大不了的事,胜败军事常事,但赵匡义害怕了,开挖塘泊,种植庄稼树城,包括杨延朗三关也是这一政策的产物,只是御防,而不是进攻。

这一政策后患无穷,象郑朗在延州城北摆了一个巴士,城里城外的兵力最少需要两万多人,这仅是一处,从河北到秦凤路,宋朝边疆有多长,仅是一道巴士,最少得要两百万军队!

而且兵力分散,失去速度的优势,往往让敌人以多打少,张洎说兵聚则功成,兵分则祸集,胜败之道,其理昭然。只要实施这一政策,。已注定了胜败。

郑朗还不算过份的,摆了一个巴士,是无奈之举,但知道将兵力集中到有限的寨砦里,保持每一寨砦兵力皆达到一千人以上,有一定的防御能力,又因为后方不远处便是延州城与保安军,又有青涧城、金明寨、桥子谷寨三大据点,能做到相互接应,但再看看原来宋朝的寨砦分布,已经分兵,再无穷分,有的寨砦里仅有一两百驻军,守是不能守,攻是不能攻,又不能及时调动军队,不战则矣,一战必败。

可以布寨砦,布置也要巧妙,是布一张看似洞眼很大,但丝麻厚实的天网,而不是布一些看似严密,连小鱼儿也网不住的弱密之网。

另外就是勇气,前线指挥没有开疆拓土的动力。不能开,一开意味着马上被其他人替换,以防功高震主。

当然,比只会搞抗议,哄骗百姓的政府要强,但这种政策,又掣肘着前线胜利的可能性。

议和苟安与赵匡胤依然无关,虽然往大渡河上挥了金斧子,其实有许多原因,往西往南去,多是少数民族,得到好处不大,甚至还需要朝廷不断的支援,又分去了兵力。

南方有南唐,后方有后汉与契丹,主要敌人是强大的契丹,不能将精力放在偏远的南方,故挥了这一斧子。

赵匡义高梁河大败后,倦于兵事,于是说,清静致治之道,修德以怀远,四夷当置之度外,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测,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

无论契丹与吐蕃或者党项,祸害不过是边境的百姓,不会灭国。从国内产生动荡,祸害无穷。宋朝重文黜武,偏于内治的政策成形。以致于澶渊城下,杨延郎献策说借势取易幽等诸州,不但乘契丹兵力空虚时夺下幽云十六州,还可以逼迫契丹撤兵,中途伏击,此乃围魏救赵之策。宋真宗不听,一心想要议和,盟约后又装神弄鬼自解,一国君臣如病狂然。

想打胜仗,赵祯得做好思想准备工作,先打败他的父亲与爷爷。

郑朗将大部分弊端,与成形的原因,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一一写了出来。最后说了一件事,可以御防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但不得矫枉过正。

这三条制度郑朗一时半会,没有指望赵祯会改革。

又写了下面的东西。

宋朝对军法十分看重,无主将命先离队者斩,贼军离阵远引力不及乱射斩,发箭不尽斩,发箭回顾斩(不让士兵看后,产生逃意),失旗鼓旌节全队斩,奸犯妇女女子入营斩,贼军来降辄杀者斩,忧民者斩,等等。若全部执行,纵然岳家军的军纪也不及之。

但说一套做一套,王全斌破蜀后所做所为,也没有斩,黄德和之死与甘泉大掠无关,至于女子不得入营,早丢到欧洲去了,几乎宋军所有的军队里都有军妓存在。

因此重新制订军法,宁简勿繁,宁易勿难。不能要求太高,军法太多了,太难了,不能执行。重新修改军法,但修改后,全军必须执行这些军法。

当然,宋军比西夏军队军纪要好,这也是之所以数次虽败,不是那种耻辱性大败的原因,也几乎是宋军唯一能抵抗西夏军队的地方。但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对贪夫庸将的宽纵,汉时李文误期处死,宋朝无论怎么败,也不见处罚,所以将领不惧失败,而是想方设法保住自己性命,往往象黄德和那样未败之时,率先逃命,造成大败产生。

私役军士,将手下当成自己的佣人,修造宅第,伐薪烧炭,种植蔬菜庄稼,织造段子坐褥,做木偶戏人,刺绣奏乐,造成严重的财政浪费,损伤了战斗力,军队更是乌烟瘴气,军纪松驰。

刻剥军士钱粮衣服,私放军债,买工。张宗诲说的武器不良多是这一原因造成的。不但军中,京城各制作武器作坊,也因为贪墨等现象,或者因为剥削作坊工人,抢工,所制武器不精,甚至延州城中有的箭矢因为用铁粗滥,大引不能劲穿一层甲胄。

前三条针对国策,这三条针对军中时弊。

想打仗,没有一个主题明确的国策方针,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献再好的方略也不会产生作用。

这才献方略。

前段时间包括陈执中等人也上书言奏,内容空泛,不切实际。只有吴育献了一策,稍稍有用一些,朕吐蕃回鹘,对西夏实施伐交之战,可是回鹘与吐蕃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联系,但不能指望他们会产生多大的作用。此时无昊立国已稳,非是前几年相比,连吐蕃人因为唃厮啰父子的内乱,想打通南丝绸之路不可能了。

增加乡兵,比韩琦更进了一步。

但又不是夏竦所进方略,夏竦已将乡兵当成正规军队,会产生许多顾忌。

这些乡兵常设,闲时务农,农闲训练,战时出征,免其赋役,给予稍许补贴。

那么不会让边臣专权,敌人不入侵,不能有征集权利,就不会产生安史之乱,如今郑朗一提这四个字,都想吐了。安禄山与史思明果然很强大,不分析宋朝,就不知道这两人对中国产生了什么影响。

乡兵久在陕西,熟悉当地环境气候地形。

当地征调,士兵不是离乡背土,故兵卒不会怨。

虽罢其税赋,稍许补贴,一个乡兵一年十几缗钱足矣,养十几万乡兵,也不过一百来万贯。如果全部用禁兵代替,陕西最少要布置三十万军队,这个军队数量只能应付防守,而不能发动进攻。一个禁兵一年花费五十贯,仅驻守一项,就达到了一千多万贯开支。

但郑朗也说了,不能全部用乡兵,必须乡兵与禁兵半陈,这才有常驻的军队,与机灵的军队,也会节约大量支出,减少百姓税役与力役。

久战!

此时西夏是丁皆兵,兵力最少在五十万以上,想立即歼灭,是不可能的。也不要做这种打算。

做好久战准备,于前线修寨砦,一步步逼近西夏,西夏军出,守住寨砦,守城也是宋军的强项,西夏军队撤离,可以对西夏人进行反骚扰,就象高继隆那样,让西夏诸族在边境无法存身。然后再将寨砦往前逼近,一步步蚕食到横山与六盘山前。

这个办法很恶心人的。

也就是范仲淹的方策,不过范仲淹也没有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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