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辩论,唐浩然并不算是内行,但是相比于蔡绍基这位正牌的耶鲁大学出身的法律专家来说,他却多出了百年的见识,自然知道用什么去反驳他,同时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性,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证明自己的正确性。
就像此时的辩解一般,这种“强制为民”的观点在后世已经被辩论了半个多世纪,唐浩然说起来自然是轻车路熟,而相应的蔡绍基却无从反驳他这些观点,因为他的出发点同样也是为了民众。
见其似乎陷入沉思之中,心知对方正在动摇的唐浩然,又接着说道。
“再说国内城市中胡同和农村的情况,述堂并不陌生,那么以你之见,以国内百姓的卫生习惯来说,是否有建立卫生警察,强制民众改善生活以及卫生习惯的必要?”
尽管明知道卫生警察的权力深入家庭对民权的损害,但是想到国内的现状,尤其是国内农村那成堆的垃圾,粪堆,污池,泥坑以及百姓衣服上积着的厚厚的油灰,蔡绍基还是鬼迷心窍似的点了点头,虽是赞同了警察的卫生权,但他还是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大人,只是这警察的权力是否太过广泛,毕竟,如此以这一条例来看,警察的权力完全凌架于政府之上!”
“不是凌架于政府!”
摇摇着,唐浩然接着说道,
“而是依据政府的授权,实施这些工作,这些权力随时都可以收回来,而像协助宣传禁令、收税、管理户籍、普查户口等,这些工作的推动,本身就需要借助一定的权威,而警察部作为一个强力机关,自然足以担负这一职责,至于这教育,虽说现在特区没有多少人口。更谈不上多少适龄儿童,自然也就谈不上强迫教育,可将来呢?若是某一家移民拖儿带女来到这,他为了挣钱不让孩子去学校读书。如果由教育专员负责,他需要先报告警察,然后再由警察出面处置此事,述堂,这是否有浪费人力之嫌?”
话峰一转。唐浩然又从行政成本上谈了起来,如果说泡了多年论坛给他带来了什么好处,那就是培养了一张还算善辩的嘴以及转移话题的本领。
“而且教育专员需要分管一个学区,其又岂能每日深入社会查探其家中是否有子女未去上学?但是警察却不同,他每日巡逻于社区,对于社区内的百姓了如指掌,自然知道其子女是否已经适龄,是否上学,如其不上学,他自然可以利用罚戒权对其父母加以惩戒。迫使其将子女送往学校。”
由警察协办教育,是参照后世山西以及日本的经验,后世山西用军人办学,通过军事命令强制推行教育,而日本则是用警察的强制力,于城中乡间督办,用警棍和罚款迫使农家将子女送往学堂,明治维新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就是教育的成功。正是教育的成功使得日本迅速富强的根本原因。
在明治维新时日本把教育作为振兴国家民族,后来居上的起跳板。明治政府为了把日本建成一个既能抵御西方列强入侵,又能与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相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上台伊始。便强凋教育的重要。把是否重视教育,作为考察各级官吏政绩的重要依据,一些地方官吏因未能办好地方教育而引咎自裁。因此日本只用了50年的时间,就走完于英法等欧美国家在教育上用200多年的时间所走过的路,为后来日本民族的振兴,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无念经是德国也好。日本也罢,都是通过教育踏上了强国之路,而两者无一例外的均选择了“强迫教育”,而推行“强迫教育”就需要强力机关的介入,作为政府暴力机关的警察则是最好的选择,当然现在只之所以提及用警察推行强迫教育,更多的却是为了说服蔡绍基这位特区的“司法部长”接受警察权力的扩张,虽说这是特区建设的需要,但更多的却是将来统治朝鲜的需要。
即便是在心底从未将高丽棒子视为“国人”,但是对于打着“中华”名义想将半岛纳入中国版图的唐浩然,却需要对这些棒子作到表面上的“公平”,而这警察权将从特区向朝鲜半岛扩展,至少在表面上,这严苛的警察统治,并只是针对朝鲜人,而是立足于“重建中华文明”之必需。
“但是,大人,如此会造成警察权力空前膨胀,其极可能滥用警察之权,从而欺压良善,如此岂不违大人的本意?”
虽然说是赞同先生用强制的手段迫使百姓改变卫生习惯,迫使其送子女进入学校,但是蔡绍基还是觉察到警察权力膨胀带来的危险,甚至在其看来,这种危险是不可避免。
听着蔡绍基的担心,唐浩然便想到了一些新闻上看到的警察权力延伸带来的诸多问题,但他直视着蔡绍基目中的担心,缓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