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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府，当来到翁府的时候，屋外的雨依然下着，春时多雨，即便是在京城同样也是如此，雨滴落在房顶青瓦上只发出些许清脆声响，在顺着青瓦滑下的水涟中，在翁府书房内，唐浩然却是毕恭毕敬的同翁同龢探讨着问题，从泰西各强国的时事，再到国内时局，可谓是无所不谈，而随着话题回到国内，翁同龢更是不时的点着头，偶尔更是抚须称赞，显然，唐浩然的每一句都讲到他的心坎里。

“相爷当然深知道光二十年，也就是五十年前的**战争，那一仗咱们败了，赔了款、割让了香港，可随后真正的败却是咱们同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虎门条约》和章程，英国不仅得到了香港、赔款和五口通商权，还得到了片面最惠国待遇，片面的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和军舰进驻通商口岸的关第，随后，美、法相继以武力进行要挟，通过谈判获得与英国一样，甚至超过英国的种种特权，泰西列强打开咱们的大门后，欧美小国闻风而至，纷纷要与咱们立约通商，结果当时咱们按照“天朝上国”、“理藩外交”的传统“一视同仁”，将给予列强除割地之外的种种特权也给了那些小国。相爷，这又是为何？”

唐浩然一口一个“相爷”只喊得翁同龢一阵心得，而此时唐浩然的这番话一说，只让身为清流的他立即看心心痛的说道。

“国朝当时不解泰西，唯恐因小国交涉至泰国各国沆瀣一气，进而有损国局！”

翁同龢的解释让唐浩然的心底暗自一嘲，真的是这样吗？不过既然对方现在是自己要寻的靠山，自然不反对，更何况，在历史上，原本这些所谓的清流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李鸿章、张之洞甚至就连同伊藤博文宣称中国不足为惧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之事尽毁于言官清流之手”，对于这种“无成事之能，却有败事之功”的人，还是尽量交好，最好能引以为援的好。

“打仗败了不可怕，这在沙场上败了一次，咱们枕戈待旦的还能再来一次，洋人器强，咱们购器、办厂，总能打败他们，可泰西诸国打败咱们的真正原因是根本上的落伍，但咱们中国，并非没有不比泰西强的地方，比如中国之伦常名教，数百年前既为泰西诸国提推崇，比如说，咱们的科举制度，既为当今世界第一等强国——英国所推崇……”

“哦，当真如此？”

翁同龢一听英国人推崇国朝的科举，顿时便来了兴趣，这些年，大家瞧着洋人只是又羡又惧的份，虽说自以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远优于泰西各国”，但那不过是关上门来自己说来听听罢了，现在唐浩然这么一位“通洋”之人，也这么说，岂能不让他激动。

“当然如此，数百年间，泰西各国人士对我国之科举可谓是推崇倍至，即便是咱们在多次战事中中失败，泰西学者仍对我国科举制度仍是称道不已。廉士在《中国总论》中说：“中国通过卓越的考试制度录用文官武将，这是他们制度惟一不同于古今任何一个伟大的君主国家的地方”……”

唐浩然引用洋人的称赞，让翁同龢听了心底只显得极为舒服，他不时的抚须笑着，似乎非常享受这种为洋人推崇的感觉。

“欧洲人赞赏的是咱们中国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原则：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择优录用。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出类拔萃的制度，值得效法，也就是在咱们的影响下，这泰西各国纷纷开始废弃了赐官制，确立从考试中选拔文官的制度，在泰西各国中法国首先师承中国，在1791年，也就是差不多一百年前，进行了文职人员的考试，德国大约是在1800年。英国有识之士早就呼吁政府效法中国科举制度，面向全体国民，开科取士。1833年，英国确认了通过考试择优录用的原则，但直到1847年，英国某一驻外机构为聘任办事员，才进行了最早的竞争性考试。此举受到种种非难，但英国行政改革者最终获得胜利，应为这是一种卓越的选拔人才的制度。1855年，英国成立了第一个文官委员会，主持普通文职人员竞争性考试。直至二十年前，英国颁布法令，使文官的竞争性考试正常化，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最终确立。”

唐浩然说的这些，虽在《泰西策》中略有提到，但并没有提及其与中国科举制的关系，而此时唐浩然之所以说出这些话，却是为了自己的下面的话作铺垫。

“过去泰西之强，在于其在专注工商持以科技富强之术，而现在其引我中国之科举，文武官公断，择以专长能才治国，辅以富强之术，其国焉能不强！可反观咱们中国，虽说有名教科举之长，却不解西洋为何之强，如果早在五十年前，**战争一打败，我们就得到教训，不先浪费第一个二十年，再接下来彻底个三十年，我中国今天恐早已重为世界头顶强国，早已重回万国来朝之盛世，又岂会有乙酉丢藩之耻？”

唐浩然口中的“乙酉藩之耻”指的是1885年因中法战争签订的《中法新约》，中国失去越南藩属的旧事。

“据子然看，”

自从唐浩然进入书房，可谓是句句说到翁同龢心里，虽说他倾向于变革维新，但是他所倾向的却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诸国富强之术”，其实与现在办洋务的大臣们，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唐浩然的话自然是深得其赞同，于是便慢慢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