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争论都是因为其理念的不同。

共和五年的国人，很少有人也很难有人会赞同司马对工人的实行的福利政策，还有对工人的生活通过每月以发放食品券的方式进行补助的作为。

在司马自己看来，只是想过过这些福利的发放，能够挽留这些熟练的工人，让这些工人最终从潜意识中认为公司是他们的家，必竟口外的环境不比关内。

至少从去年马匪来袭时大多数工人的表现来看，司马很庆幸自己的对工人的高福利，取得相当成功的回报，可以说这个福利待遇是整个西北公司的所有正在实行的管理之中，司马个人最满意、最自豪的一样，而现在却被这个穆藕初批的一无是处，这让司马的脸色怎么可能好看起来，心里怎么可能没有火。

“穆经理，公司现在之所以实行带薪年假制度，是出于公司的现况考虑，现在我们西北公司六千多名工人，其中只有数十名来自本地的工人，其它工人都是从河北、山东、河南等地招工而来，每年放一次长假让其回家探亲，也是人知常情。”

司马深呼吸两下后，缓了缓心里的怒火说到。

“至于公司为什么实行高福利，那是因为口外的恶劣的生活环境不比关内大城市，公司只能通过高工资、高福利的方式挽留这些熟练的工人，最终因为公司对这些工人的关心，使得这些工人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家，更何况事实已经证明，在公司遇到危机的时候，这些工人不但没有背叛公司，反而和公司一起共渡难关，我想如果没有公司从福利上着手对这些工人如家人般的关心，应该不会有这样的效果。”

司马并没有给穆藕初说话的机会，就连珠炮一样把话一下说完，反正目的只有一个，公司现在执行的福利政策绝对不能动。

“不可否认，公司的福利政策的确是可以收挽人心，但是如果我们和那些工人签定契约的话那些工人还会离开吗？如果离开他们就需要赔偿公司的损失，这些人是公司培训出来的，赔偿公司损失也无可厚非。我个人还见意公司应立即停止现行的八小时工作制，改为十二小时工作制，以更有效的利用工人，尽可能降底公司各下属分厂的运营成本。”

穆藕初对司马的反对并没有当成什么，穆藕初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福利政策肯定大都出自眼前的这个司马少爷的手笔，也只有这种少爷出身的人才会做出如此的决定。

听到穆藕初的说的话之后，司马看着眼前的这个穆藕初，在后世时司马曾经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后世的国内那些资本家为什么不能主动的提高工人的待遇？其实其无非就是为了谋取利益的最大化罢了。

谋取资本利益的最大化，到也无可非意，必竟这些资本家经营的目的就是为了谋求利益，如果仅仅只是为了谋求利益，司马会在这个时代办厂吗？显然这和司马的初衷有违。

司马并不知道的是，在实际历史上就因为用工方式，穆藕初还跟当时的思想界进行过一场轰动一时的论战。

1920年，厚生纱厂赴长沙招聘女工，当地的《湖南日报》连续发表文章严厉批评厚生的招工行为，其炮火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劳动工时长达12小时，二是每月工薪为8元。

穆藕初发表文章反驳，认为“予深信欲救中国之贫弱，舍振兴各种主要实业外，无他道”。还嘲讽说，“敢忠告一辈学者，自今以往，脚踏实地，不向空际捉摸，力从实处研究，宁以行胜，勿以言胜”。

他的驳文引来朱执信的猛烈抨击，朱当过荪中山的秘书，也是第一个把马克思介绍到中国的理论家，他在《实业是不是这样提倡？》一文中，认为穆论荒谬，实业家不能以救国为理由大赚其钱，只有根除分配不公，才能实现社会进步。

这场大辩论把大名鼎鼎的陈芏绣也卷了进来，他在《新青年》上刊登《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的长篇调查，认为厚生纱厂的做法是榨取剩余价值，穆藕初应该“由个人的工业主义进步到社会的工业主义”。

看着眼前的穆藕初，司马想起实际上在后世的中国也曾经有过小范围的反思，反思国内的中国“低工资模式”是否竭泽而渔，当时在机关工作的司马也曾经参加上上的论战，实际上在司马的博客中有大量的此类文章，正是因为那次和友之间长达一年多的争论，才会让提高工人工资、提高福利政策成为司马办厂的工人待遇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