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筒没有具体作用,所以出现得晚。但是它出现了,那就是有作用的——观赏作用:摆在案头,装点书桌,陈设观赏。
从这件笔筒上,能大致认定是过渡期到康熙早期,在瓷器上的眼力已经算可以了。因为青花瓷跨度很大,有些老玩家,也只是重点了解明代和清代的著名官窑。
还有人对这个笔筒不感兴趣,认为这种稀疏的画片,是晚清民国的东西。
至于进一步确定具体是哪一朝,是官窑还是民窑,那就需要更高的眼力了。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只需要一点,余耀便立即判定,这是一件顺治时期的东西。
这一“点”,就是那只飞鸟。
瓷器上,有无声的鸟语。
从明代后期,到清代早期,因为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瓷器上的鸟,状态是不一样的。
比如,比过渡期更早的万历时期,瓷器上的鸟,都是顶头振翅疾飞,仿佛是在播报:大明快完蛋啦,快跑啊!
到了天启和崇祯时期,鸟的状态变了,有点儿翩翩起舞的感觉,又仿佛是在说:活一天就享受一天,吃了断头饭,二十年后爷又是一条好汉!
顺治时期,又有变化,飞鸟的状态不是疲于奔命,也不是自暴自弃,而是一种调整的状态,典型特征就是飞鸟的头不冲前,经常作回顾状。
到了康熙早期,飞鸟就少了,多是蹲在枝头上的鸟,即便是飞鸟,身躯也都有点儿肥,肚子比较圆。
这件青花束腰笔筒上的飞鸟,距离枯枝不远,却不落下,扭头回看着枯枝,像是有点儿想歇脚的感觉。
当然,解释起来相对复杂,余耀看只是很短的工夫,这件笔筒还没被调整摆放状态,他便又确定了这是一件顺治官窑!
顺治时期,御窑厂不可能全面恢复生产,所以顺治官窑是比较少见的。这个时期,也延续了明末出现的“官搭民烧”。
官搭民烧,简单来说,就是大部分官窑瓷器,先在御窑厂完成造型和釉彩方面的工序,然后在民窑中搭烧。这也是明末清初出现一批足可比肩官窑的高水准民窑的重要原因。
所以,从胎釉,青料,画工,这些方面,都很难区分是顺治官窑还是民窑,而且这件又没有款儿。有款儿当然就容易多了,顺治官窑款儿容易鉴定;不少民窑也是落款的,多是干支款儿,比如“顺治丁亥年”。
余耀确定是顺治官窑,还得谢谢摆放方式,要是一开始是竖着摆放,他也得看了圈底才能最终确定。
因为这件笔筒的圈足口沿,是经过仔细修琢的,是光滑的“泥鳅背”,顾名思义,就是修出的弧度如同泥鳅的背部。
精品民窑也有“修足”的,但却达不到这种水准。这需要很高的功力,而且耗时偏长。再者,单就笔筒来说,官窑修成的泥鳅背,必定比民窑光滑,打磨技巧和打磨材料肯定不一样。
技术上的分析容易,落实到眼力上,能看明白就难了。
被这件笔筒吸引的人,似乎看得越久,越有些拿捏不住。
此时余耀不由又看了一眼标价,深深吸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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