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土堡里居住着十几户到上百户不等的农民，家家户户有门牌，上面不是写号码，而是写着更详细的内容，比如该家户主姓名，男女几人，年龄大小。一开始俾斯麦不理解这种门牌的作用，有一天傍晚看到村子里的保长带着几个人挨家挨户的搜查，把每户人都叫出来清点人数，还进户随意翻看了一番。俾斯麦问明缘由，目的是为了查看民众是否私藏囚犯。俾斯麦以为哪里跑了囚犯，后来他听说这只是日常工作。每天都要查，查完登记在案，最后送到县上。

俾斯麦感到一种阴森的感觉，中国的皇帝是有多怕他们的百姓反抗啊，用这种方式监视着每个人，百姓毫无自由可言。后来他把这些观点跟一些在中国工作过的外交官说起来，才知道，以前也有这种情况。但是并不严格，流于形式，只有盗贼蜂起的时候，才会加强这种管理，在中国叫做保甲制。大周皇帝执政之后，才日益成为常态化，皇帝培养了大量的读书人，社会管理能力大大加强，所以能进行这种常态化管理了。

俾斯麦很奇怪，民众被如此严密的监视下，没有自由和隐私，他们为什么不会反抗？领事解释说，民众并不是很在乎这些自由和隐私，因为查验他们的，都是他们的熟人，而且大多数都是他们的长辈，中国人不太重视隐私，各家有什么情况，在一个村子里大家都知道。

而且官方的态度一直都是，这种保甲是为了防贼，而不是为了防民。另外官府在灾荒时候的救济，也是按照这种门牌数据来发放的，保长不但负责监督管理百姓，也负责指导保护他们。

俾斯麦在一个中国村庄中停了大概十天，获准在这里表演的吉普赛团队竟然也天天都会被检查，按照县衙发给他们的牌照清点人数，看他们有没有窝藏逃犯之类的。俾斯麦发现自己被困住了，他们并不能随意离开，否则就会惹来大麻烦。

在伏尔加河以东，这样的中国村庄星罗棋布，数量众多，夹杂在期间的，是一个个俄国人村社。俾斯麦开始以为中国人这种分布，是为了监视和控制俄国人。后来他进入俄国村社之后，他发现，根本不是这回事。因为俄国村社竟然也在按照中国人制定的保甲制度运行，俄国人也有俄国保长，也负责天天查验记录情况。

最让俾斯麦期待的是，他终于看到了农村士兵训练的情况，这些天他已经打听到了农村兵役制度的内容。在边疆地区，所有人都要当兵。中国政府对边疆极为重视，不但免除了村里所有的税收，而且会给没个征召入伍的士兵都发军饷，而在边疆地区执行的是所有青壮都必须作为预备役的制度，在内地则是按比例抽调。

可以说中国人在边疆地区实行的是全民皆兵政策，一旦爆发战争，数百万边地百姓，就能武装起上百万大军。这些后备军人每年训练三个月，俾斯麦观察了他们的训练方式，跟正规军没什么两样，除了缺乏重武器之外，是按照正规步兵来进行训练的。

中国这几年每年都向伏尔加河和北高加索移民上百万人，现在在伏尔加到乌拉尔一带，中国人已经占据了优势，他们在这里有近三百万人口，可以服役的兵员高达一百万人，而这里的其他人口才不到两百万。而且俾斯麦怀疑，在这种制度之下，俄国人别说反抗了，恐怕开战之后，还会有数十万俄国士兵为中国服役，跟中国士兵一起去攻打沙皇的軍队。

他在俄国村社中看到的，也并不是紧张的对立，这些原本都是农奴的俄国人，现在生活比过去好了很多，他们也跟中国移民一样，不需要纳税，有青壮的家庭每年还能得到三个月的丰厚军饷，生活普遍比伏尔加河对岸他们的同族同胞好上很多，这都是中国巨大的国力支撑的，俾斯麦觉得，中国皇帝在用本国民众的赋税拉拢这些占领区的俄国人。

如果放在普鲁士执行这种制度，恐怕各种组织就要起来反对了。

俾斯麦没去高加索地区，他相信那里的情况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中国人将本国治理经验全面移植道了这里。

在这种高强度管理模式下，俾斯麦相信占领区的俄国人是没有反叛的能力的，同时他们也可能没有什么反叛的动机。就好像普鲁士瓜分了波兰的西部之后，建立了一个西普鲁士，在哪里腓特烈大帝能收一百多万塔勒的税收，养两万多士兵，而当地士兵也只能跟着普鲁士軍队一起行动，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后，当地才开始出现民族问题。

乌拉尔地区的民族问题似乎不严重，当地人的民族意识很淡薄。这里的民族构成也十分复杂，中国人现在构成了主体，俄罗斯人是第二大族群，但还有数量众多的鞑靼民族，这里原本就生活着大量的鞑靼民族，因为俄国人进入这里之前，这里是金帐汗国和金帐汗国分化出去的喀山汗国的国土。居住着说蒙古语的蒙古人，说突厥语的切列米斯人和巴什基尔人，说芬兰-乌戈尔语的摩尔多维亚人，以及楚瓦什人。

更早时候，这里是游牧在伏尔加河一带的保加尔公国领土，蒙古帝国入侵，导致保加尔人沿着黑海迁移到了多瑙河流域。俄国人在大概三百年前，灭亡了喀山汗国，开始往乌拉尔一带移民，同化了其中的一部分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