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被胡卫东说服，但黄鸣龙的科研任务很重，他最终还是没有前去领奖，而是请吴宪代领，吴宪从事的理论研究短期内对国家人民帮助不大，因此花点时间出趟国倒是不妨事的。

除了诺贝尔奖这样的虚名，这段不长的时间里边区的科技工作者们还取得了不少实质性的成果，尤其是提纯工艺方面更是进步神速，成功工业化生产出纯度超过的高纯度石墨材料，使得石墨反应堆的制造成为可能；而实验室条件下更是成功地制出了纯度高达的单晶硅材料，虽然成本高得吓人，但胡卫东得知后却兴奋得一夜没睡，因为有了纯度超过“6个9”的单晶硅，集成电路的研发就有了可能，而等到集成电路研发成功的时候，高纯度单晶硅应该已经能够工业化生产了，这就意味着集成电路刚一出现便能进行大批量生产，因此节省下来的时间何止一年两年？

事实上，这正是并行工程学的一个典型案例，它可以令一个科技项目组的整体进度加快50-400（注），项目越大、涵盖的课题越多，效果就越是明显。唯一的缺憾是，短期内所需的投资也相应增加，中国目前又还很贫弱，因此暂时只能用于核工程等重点项目组，但即便如此，边区科研的整体进度也加快了三到五成，而重点项目更是完全可以接近、甚至超过列强的科研速度。胡卫东不禁暗自慨叹，“若是搞‘两弹一星’的时候，咱们就将这门学问归纳总结出来并广泛应用，或许二十一世纪初期咱们的科技水平就可以赶上美国了，可惜却反而是比我们晚了二十年才萌生类似思路的西方先总结归纳了出来并抢先广泛应用，结果咱们与西方科技的差距反而又拉大了，不得不多花几十年苦苦追赶。不过这一世，我绝不会让这样的悲剧重演了”

并行工程的悲剧如果深入分析，根本原因还在于当时中国的科技忽视了理论研究（注2），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以当时中国有限的财力，根本不足以同时兼顾理论科学与应用科技的研究。其实现在的中国情况也一样如此，好在胡卫东现在还年轻，完全来得及等到条件成熟，以他的威望，将“重应用、轻理论”的科研思路纠回正轨

注：现实中没这么大，因为一旦研究方向错误，浪费与损失也会大幅度增加，这是并行工程的一大弱点。但在这个时空，胡卫东这位穿越者的先知先觉却令中国科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极少选错方向，这个弱点几乎就不存在了，因此效果自然大幅度上升。

注2：当时科研脱离实际不假，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前，中国的科技研究确实是以应用为主，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应用的那些项目都是官员们拍脑袋想出来、而非基于市场需要罢了，这就造成了一种十分尴尬的情况，明明咱们应用研究的比重更大，科研成果中能够应用于生产生活的却反而不多，也就是那些涉及国家战略需要、与市场关系不大的项目情况要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