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那些军纪好、受到民众支持的抗日武装遭到关东军的优先围剿，而那些挂着抗日牌子祸害百姓的土匪则被关东军暂时放过不打，这样一来东北抗日武装的平均素质就在逆向淘汰下变得越来越差，而当时的很多抗联领导人又教条主义地固执于“维护统一战线”而不敢将那些为非作歹、祸害百姓的所谓“友军”排除出抗日的行列，使得抗日武装在东北民间的风评一天不如一天，在某些地区简直成了土匪强盗的代名词，而且时间一长，就连抗联自己都受到了影响，何况抗联本身的组织就较为松散，军纪自然就跟着每况愈下，而人民军队一旦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后果就可想而知了。总结一下的话，佐佐木到一的这项政策，是让东北民众“不愿”支持抗日

后来，佐佐木到一又制定了《集团部落建设计划》，采取“民匪”分离的政策，将民众与抗联等抗日武装直接分隔开来，这个办法是让民众即使愿意抗日也没了机会。这两项计划颁布后立即得到了大力贯彻，即便佐佐木到一离开了东北，也始终都在实行，从此抗联等东北抗日武装便基本失去了东北人民的支持。再加上苏联那边又时不时地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对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抗联进行错误干预，令东北抗联遭遇到了一连串的失败。而连续失败带来的绝望气氛，又令很多不坚定的抗联指战员心生二意。这越来越多的叛徒又令抗联的处境愈发雪上加霜，形成了恶性循环

当高原来到东北的时候，昔日盛极一时的抗联各路部队全加起来都不到两万人，而其他的抗日武装境况更是不忍目睹，如果剔除掉那些挂着抗日牌子为非作歹的土匪，整个东北只怕都不剩几支队伍了，加起来估计不会超过两千人

更要命的是抗联等抗日武装已经在一次次的挫败后渐渐丧失了信心。即使仍在苦苦坚持的杨靖宇等重要将领也不知不觉迷失于艰苦的战斗之中，只顾着找机会打击鬼子和伪军，却将我军必胜的关键——保存自己和发展队伍这两点、尤其是后者给忘记了。结果虽然偶尔还有胜仗可打，但是部队却是越打越少，而日军却可以腾出越来越多的机动兵力。将抗联的生存空间越压越小。而在绝望的气氛与艰苦的环境中，即使是抗联中的骨干也开始人心浮动，叛徒问题成为抗联发展壮大、甚至只是生存下去所面临的最直接威胁

同时，由于长期以来缺乏严密的组织和统一的领导，抗联内部山头林立，再加上之前多个犯下左倾错误的空降干部瞎指挥招致重大损失，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即使高原身为军委委员，也不足以让抗联各路军队都能像他昔日的旧部那样不折不扣地完成他下达的每个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