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彪批着一件黑色的裘披风,同顾维钧在溪园里闲庭散步,新上任的内廷一等侍卫官蒋寿麟带领两名内侍随从在后。
蒋寿麟是比较年轻的一等内侍,这是因为他父亲蒋尊簋死的比较早,就这么一个儿子,很早就一直在军队锻炼成长,当年浙江起义之时,蒋尊簋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大,退役之时是帝国陆军中将,此后转任福建省长,因病去世。
蒋寿麟在中央军院就读期间,成绩也是很不错的,考虑蒋尊簋就这么一个子嗣,他在基层锻炼两年之后,宋彪就将他调入内廷担任内侍官。
算一算,到今年也有七年时间了,七年的时间就能成为一等内侍官,这个提升速度还是很快的。
宋彪的心情还是比较沉重的,在朝鲜半岛的大胜基本奠定了第三次中日战争的大格局,但在欧洲,德国即将大举进攻苏联的局势也不太可能扭转,如果德国打赢了苏联,此后会不会继续反过来进攻法国,这个答案恐怕只有希特勒本人能够回答。
中国现在正面临一个很困难的抉择,对日本究竟是提前结束战争,还是持续打下去,用不用核武器,这些都是比较难以决断的事情。
理论上来说,中国不使用核武器也能将日本彻底打沉,但是登上日本本土之后,帝国国防军所讲遭受的损失也会更为惨烈,很可能将帝国牵扯到一场仿佛是无休止的浩劫中。
在溪边的青石路上走了片刻,宋彪才若有所想的同顾维钧称赞道:“你这一届任期里干的不错,值得赞赏,但还是要继续努力。”
顾维钧当即称谢道:“多谢皇上厚爱,臣下必当勉之。”
宋彪微微颔首。
今年正好是换届选举,但按照帝国宪法规定,战时内阁只要国会表决和皇帝特批,战时内阁是免选举的自动延续一届,宋皇帝既然是如此称赞了,那就意味着皇帝会动用特批权限允许顾维钧内阁连任。
这一点,顾维钧是肯定能听明白的。
宋彪则和顾维钧继续商议道:“如今的军费开支虽然高居不下。经济和财政也不如前两年景气,但在教育和科研上的开支依然是绝对不可减少的。你在下一届内阁应该有一个比较长远的宏观规定。要保证帝国在教育经费上的总支出占国民总产值的12%,政府公共教育支出要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5%,在全国范围内保证12年制的义务教育,保证中等专科教育的免费和高等专科教育的半费,保证高等教育的奖学金、助学款项和助学贷款的普及化。在科研开支上,全国在科研领域的总开支要占国民总产值的4%以上,我们可以简单的称之为1254计划,你要奠定这个基础。形成一个基本的政府财政开支的原则长期贯彻下去,为此,其他领域的开支都可以适当收缩,比如说我们这几年在中央和各级政府的基建开支就能适当减少。随着政府结构的转变,政府要从大政府向小政府的方向转变,减少人员,缩减行政开支成本。”
顾维钧一直静静的聆听着。他知道皇上并不会经常同他洽谈行政工作,但只要是开口说了,肯定都是深思熟虑之后的一些见解。
担任了六年总理,此时的顾维钧也不再是当年那位刚上任的总理,此时的他日渐成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大政客,在国际世界和国内都享有极高的政治声望。
在国内。他的民望是极高的。
总理这个职务也需要很深厚的资历、人脉,当然资历和人脉太深厚,以至于缺乏制约形同独裁就是坏事了,此时的顾维钧就正处于一个最佳的时刻里,既有深厚的资历、人脉保证他正常的履行总理职务。维持帝国内阁和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推动帝国的进步和发展。同时也还不像当年的唐绍仪那样,还没有资格和能力挑战皇帝在国内的权威。
这也是岁月积累的声望。
当了十年总理的人和刚当上总理的人显然不同,当了三十年皇帝,自然也和刚当上皇帝之时截然不同。
日积月累。
宋皇帝已愈发是帝国稳定的中枢和核心,他的存在足以让整个帝国都无比的稳定和厚实,就像是一整块1960万平方公里的巨型钢板那样沉甸甸的难以撼动。
在总理的职务上工作了一届,此时的顾维钧已是愈加成熟,对于国家和民族,对于国际局势和国内的各种内部问题,他也愈加有着更深入的思考和自己的理解。
陪同皇帝在溪园里散步之时,他也一直在思索关于现阶段中国之未来的各种问题。
在皇帝提出新的1254计划后,顾维钧稍作沉吟的思索片刻,这才答道:“皇上所思所想正是功在千秋,福及万民之大业。帝国在过去十年间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很大程度上还是得益于基础设施的投入,我也总是考虑这样的进步和发展是否会存在更多的限制,包括对资源的损耗是否太厉害?毫无疑问,正如皇上所言,我们当更多的增加教育和科研的投入,并且永久的保障帝国在这两点上对其他世界列强不可逾越的巨大优势。中国要想真正超越世界,成为世界顶级之上的中央之国,自当有傲视天下各国的第一等之教育,同时也要有傲视天下各国的第一等之科研。基础建设总是有尽头的,但是,我们的教育和科研却不会有尽头。”
宋彪赞同他道:“你说的很对啊。”
两人正好走到溪园边的冠山亭,这座凉亭建在假山的坡上之处,四周有厚重的钢化玻璃屏风为墙,正是春秋冬夏观赏溪园全景的好地方。
时间正好是下午3点,内廷在冠山亭里为皇帝和总理准备了一盒盐酥饼,一整盘的坚果和花生杏仁莲子干,两人就在冠山亭里坐下来,的煮了一壶酥油茶,边喝边谈。
中华帝国的教育肯定是很不错的,即便和英美相比也有很多的领先之处,在过去的三十年间,发展的速度也非常快,而且帝国的教育在世界范围内是非常有特点的。
同英美相比,帝国的教育有三个很大的不同点,一是传统教育所占的比例较大。帝国没有设有语文这样的科目,而是单独设立国学课。英美文学则涵盖在外文课中,其他外国文学属于选修科目,在国学科目中,传统的四书五经教育仍然保持着很高的比例,现代文学和外国翻译文学只占较小的比例;二是职业教育体系更为重要,帝国在正常六年制小学、三年制中学教育基础上继续增设三年制的职业教育和高中教育,这十二年教育为国家义务教育,在全国每年都高中学历毕业生中。中等专科教育比例占50%左右,中等专科毕业后可根据学业成绩直升高等专科,国家补贴一半的学费开支;三是终身教育体系和职业教育体系的完善结合。
在帝国,职业教育和成人职业教育都属于政府开支的一部分,各级政府每一年都要支出预算用于支持职业教育,各县基本都设有高等职业技术专科学校,为工人提供在职、脱产等教育。教育经费依然有一半支出由政府提供。
通常的情况下,如果一名高中生毕业后参加工作,工作几年后决定参加高专教育,他依然可以参加学校的教育,在正式毕业之前,他可以享有25%的政府学费补贴。毕业之后,政府会再补贴25%。
除此之外,帝国的所有社会职业技能培训教育的开支也会由政府和社会机构一同维持,以保障和培养更多的优秀技术应用型人才,以及更多的专业工程师、技师。
这点是帝国教育和欧美最大的差别之处。所以,帝国政府在教育的总开支比例上也远远高于英美。在帝国中央及各级政府的每年教育总开支中,职业教育经费所占的比例都超过1/2。
这就意味着如果美国每年要支出gdp6%的财政预算用于教育,中国每年就要支出12%的财政预算,以维持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同等发展,而正是因为帝国的教育具备这种特殊性,在过去的三十年间,帝国才能如此快速的培养出世界上最多的优秀技术工人及工程师,帝国工业及帝国制造才能以一种神奇的速度迅速超过英美,占据世界制造业的领先者地位。
宋皇帝正是这一国策最早的推动者,而他则一直相信教育才是国民最好的社会福利。
在这一点上,顾维钧总理是皇帝这一思想的最鼎力的支持者和执行者,正是在他这一届任期内,帝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相对于过去有了更为长足的进步,中央政府和省政府在职业教育领域的投入增速也很明显。
战争正在继续,整个中国都在为了这场第三次中日战争而运转,全国的铁路系统都处于一个高速的满负荷状态中,铁路、航空、海运都比往年更为繁忙,而帝国的军事动员也更为深入。
在这样的时刻里,宋皇帝和顾维钧总理在此时更为关注的却是帝国未来的发展。
居安思危。中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需要更大幅度的新变革才能保证帝国继续高速发展,过去那种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已很难继续维持下去,这就逼迫帝国更加重视教育和科技,通过更多的良性发展来维持帝国的成长。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帝国的专科教育已是很明显的领先于世界,未来几十年里,甚至是未来五十年里,只要帝国保持现在的这种政策和主导方向,帝国就将长期维持世界工业霸主的席位。
只不过帝国也需要在研究教育上投入更多的精力,进一步扩大研究型人才的培育,即便帝国在过去十年中一直是世界上在科研领域投入规模最大的国家,帝国的科研人才大多数都毕业于海外,从英美法德等国留学归国,这并不是长久之计。
宋彪和顾维钧总理在这天下午谈了很长的时间,两人都有一个共识,那就要在保持现有以专科应用教育为主导方向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尽可能的加强研究型教育和综合大学的发展,要培育更多的世界顶级一流学府。
两人商量了一段时间后,决定组织社会非营利机构推出中国综合大学百强榜和中国高等专科学校百强榜,两个榜单并列,作为国家重点扶持的两百所一流学府,允许高等专科学校推出四年制的高专精英教育,培育国际第一流的工程专家和制造工业的技术专家,并且设立特别的专科学士这样的特殊学位,区别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推动帝国在中高等专科应用教育和研究型教育的共同进步。
在工程职称的评比考核、申报过程中,高等专科和学士教育效应相等,在待遇上不存在三年制专科和四年制本科的区别,从政府机构到用工单位都必须保证同等待遇。
在大方向上,帝国还是更鼓励高等职业教育,保持帝国在工业制造领域的强势地位,作为一种调节政策,研究生、博士生录取则更偏向于研究型学士教育,在全国范围内扩大硕士、博士学位的教育和招生数量,增加师资力量和待遇,在第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投入更多的研究经费和项目。
两人一直谈了几个小时,将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谈妥之后,顾维钧见天色不早,这就要起身告退。
这时,顾维钧才同皇帝另外询问道:“皇上,另外关于美国特使和德国特使的事情,您是否能在合适的时间予以接见?”
听了这话,宋彪大致考虑了一下才道:“既然都已经来了,不见也不好,但也没有什么好谈的,内阁交涉清楚之后再象征性的安排他们觐见即可。”
顾维钧默默顿首,他其实也是这样的意思。
对于美国特使,皇帝见与不见都是一样的,而且皇帝的态度已经很明显,那就根本不打算和日本停战,除非日本结束天皇制,以及接受其他条款的无条件投降。
至于德国那位特使,皇帝与之洽谈太久,恐怕会给国际社会和苏联留下把柄。
华皇对于中华帝国而言是至高无上的最高象征,一言九鼎,代表整个中华帝国的最高荣誉和形象,所以,中央内阁和军部都有必要保持华皇的圣洁无暇的形象,腹黑事没有必要和华皇牵扯上关系。
如果宋皇帝亲自出面和美国特使直接洽谈,并且直接拒绝了美国的调停要求,或者提出明确的严苛到日本无法接受的条件,那肯定会让世界觉得中国和华皇过于傲慢,并潜移默化的将战争罪责归咎于华皇。
这是帝国中央内阁和军部都不可能接受的情况。
正因为是代表帝国最高的绝对权威,所以才更不能犯错。(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