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村？那嫌疑人范围就缩小了不少。”吴错道。

“说是这么说，但凶手下手特别干净利索，始终没找到直接证据，而且三颗人头也一直没找到。像这种大案，上面限制了破案时间，我师傅急得起了一嘴大水泡。

当地派出所也着急，组织村民配合调查，让我们挨家挨户地检查镰刀，一遍排查下来，几个与牛家三兄弟交恶的人却都排除了嫌疑。

哑巴父子也在我们的嫌疑人名单上，但哑巴家的镰刀很旧，看起来好几个月没用，已经生了锈，就连刀柄的木头都裂缝了，显然不是凶器。

案子没有进展，我和师傅几乎天天住在村里。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案发后的十三天，邻村有集市，好多村民大清早就去赶集了，村民陆续回来的时候，有人买了一把新镰刀。

这倒是让我们受了启发，我和师傅就赶到集市，找卖农具的打听——那会儿实在是没办法了，只能死马当活马医——我们给卖农具的看了几组嫌疑人照片，问他这些人里有没有最近买过镰刀的，你猜这么着？卖农具的老大爷一下子就把小哑巴指了出来。

老大爷说那大概是几个月前，两个哑巴从他这儿买走了两把镰刀，当时小哑巴抢着拎东西，生怕他爸累着，特别孝顺，老伯还在心里想：这么好的孩子是个哑巴，可惜了！所以印象比较深。

有了这条线索，哑巴父子瞬间成了重点怀疑对象，他们也察觉到了异样，开始装聋作哑——你们别笑，我这形容还是很贴切的，原本我们还能凭手势简单交流，可是一比划买镰刀的事儿，他们要么干脆看不懂，要么胡乱比划一通。为这个案子还专门从市里找来一位手语老师，可人家愣耍赖，老师也没辙。

虽然交流上出了障碍，但两人的态度更让我们确信，凶手就是他们！”

“可是没证据啊，”吴错道：“凶器没找到，现场痕迹也不是直接证据，没法定罪啊。”

徐行二点头继续道：“的确是难，不过一处细节还是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什么细节？”

“有一天晚上睡不着，我躺在床上，脑子里不自觉地过起了跟哑巴父子打交道的画面，我就想起来，第一次去他们家的时候，小哑巴正蹲在院子里刷锅，那是一口挺大的铁锅，当时正好是饭点儿，谁也没留意，可是一琢磨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两个人有必要用这么大一口锅吗？

更重要的是，锅里沾了一层油，就是那种发白的动物油脂，可是我记得很清楚，进屋的时候父子俩才刚吃过饭，碗还没收呢，两人的饭菜要多清淡有多清淡，一点油水都没有。

我想到一个可怕的情况：人头可能被煮了。”

徐行二讲述得抑扬顿挫，吴错后背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大概是想调整气氛，他打开了车载收音机。某男科医院广告突兀地在车里响起，吴错只得尴尬地又将收音机关上。

正开车的闫儒玉没绷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吴错直接忽略，一本正经地问徐行二道：“可还是没证据啊。”

“那时候的农村没有下水道，夏天洗衣服、洗锅的脏水就直接泼在院子里，我和师傅几乎是一寸一寸地将哑巴家的院子翻了个遍，你别说，就在哑巴家经常泼脏水的地方，还真让我们找到了三块特别小的骨头渣。”

徐行二拿两根指头捏着一道小缝比划道：“就这么大点儿。那会儿的技术不比现在，别说DNA鉴定了，就是想确认这骨头是人的还是动物的都难。

案子就此成了悬案，案宗、三块碎骨，还有死者的DNA检材全部保存了起来，直到我师傅退休那天，市里引进新技术，建了全国第一个DNA检测实验室，师傅将旧案的材料送检，确认三块骨渣与三名死者中两人的DNA匹配。

时隔整整14年，悬案终于告破，证据链完整，哑巴父子归案，凶手付出了应有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