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共和政府已经不是原来江淮上的小虾米。作为一方霸主。现在他的一举一动都牵涉到四方势力的神经。首先就是这个四年计划，虽然有些地方还不理解比如说铁路运输。但是这一列列数字，还是太挑战人的神经了。首先是就是30万吨钢铁产量这个数字是中国宋时全盛时期钢铁产量的三倍，接着就是由钢铁铺制两百公里的铁路。以及辅助的煤炭水泥巨大产量。那些文人看到这些，无不声称这是滥用民力的恶政，他已经将程攀实行此策和隋炀帝开挖大运河相比了。但是滥用民力这个词有些说道不自信了。共和现在的模式已经被世人有所了解。从定远县避祸而来的胡惟庸对共和政府的制度有着了解，他对共和政府滥用民力的说法持否认态度。胡惟庸认为原来被“滥用民力”的那个民在共和领地上已经被消除了。胡惟庸认为，自古以来皆是，地方官代天子牧民都只是询问地方上德高望重之辈，天子征发民力，实际上是通过地方官从这些人借助力量，一旦天子取得太多，这些天下的地方势力就会不支持天子。天子用民力实际上是这些地方绅缙的力量。但是共和这个地方直接把地方宗族势力打倒，他们自己的官吏亲自招人手管理地方。所以地方上无其他势力敢向共和政府叫板，失去任何挈肘，共和官府就可以肆无忌惮的使用民力。胡惟庸的解释很快得到人的质疑，“这种不仁之政如何可以推行，被官府指派的小民不会逃亡和反抗吗？”胡惟庸很无奈的再次解释道：“共和御使民力是给钱的，这些钱原来是供养绅缙，现在地方绅缙倒了，这些钱就被共和官府这样用了”。胡惟庸对共和政府的简单剖析在江南绅缙心头刮一阵寒风。江南士子发现世上尽然有这样收买小民的方法，一想到共和政府用自己的家产和财路来驱使自己平时不屑一顾的泥腿子。无不心中恶寒。程攀这样做在这些文人看来纯属是灭亡自汉朝以来确立的儒家道统。作为文人当然要反抗，首先将程攀宣扬的土地革命这一套归类成邪门外道，至于化学和物理这些绝度正确的自然科学，这些文人倒是没有反驳，也没有说自然科学是奇技淫巧，这些文人还没有像清朝脑残一样迂腐的鄙视这些能炼钢造炮有关于国家武备的学科。

但是江南文人很快就被程攀推出的禅让制再次震惊了，程攀根本没有将权利移交给子孙的打算，而是交给经过从基层一步步上升而来的能吏。这些旧文人虽然认为程攀体系的官员不通文雅是粗鄙之人，但是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是能吏。将地方管理的井井有条就是能吏明证。

但是这样一来用儒学影响程攀的下一代就不可能了。如果程攀要将权利传给子孙，就必须要让子孙学习儒学，儒学在阐述人性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是一流的。作为一个继承祖辈皇位的皇帝，他可以不会干事，但是他一定要学会管人，不会干事，有人帮忙干，最多国家出问题，但是不会管人，那只有死路一条。可是程攀再次超出这些文人的思维常理。如果国家是由禅让的能人来做，那就不存在帝王心术的问题。按照程攀提出的禅让制，被禅让的对象都是经过三年考察，以能力评优，以能力服人的大才。能者服人在任何地方都是正确的，大才是无需靠帝王心术这种小手段治国的，对大才来说治国的最好方式是制定规则，依法治国而不是人治。儒家在丧失对地方的治理权之后，又丧失了对未来高层的影响权。这些旧文人如果不想被权利边缘化就必须学习程攀编辑的理化书参与考试，加入程攀的体系，在共和体系中儒学绝不是晋升的必要条件。在共和体系中就职的旧文人还能坚持儒学最大的人也就没了。

儒家掌控中国上千年的道统岌岌可危。现在中国的儒生中还是有人才，共和更合理的治国方法以及儒家未来的状况被这些聪明人推断出来。但是即使推断出来却无人可以逆转乾坤。用儒治国这种落后的模式必将被先进的找对方向的依法治国取代，这是历史进步的车轮顺昌逆亡。

但是在这种无可抵御的大势面前，还是有人不甘心失败，中国的地主阶级绝不愿意自动放弃自己的权利，在整个天下的地主阶级中已经形成了抵抗共和的共识。程攀的革命道路上开始形成了一个统一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