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猜测的一点也没有错。身为次辅，翟銮当然想亲操权柄，真正尝一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滋味，但他一是知道内阁几位阁臣都是如狼似虎之人，根本没有自己这个孱弱怯懦之人出头的机会；二来如今局势危急，变在不测，连夏言那样运筹朝堂、指点江山多年的权臣都萌生了挂冠归隐之心，他又怎能这个时候见猎心喜，去接这个烫手的山芋呢？因此在朝堂之上，他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夏言告老还乡，但皇上最终还是同意夏言回府休养，让那个老狐狸得到了脱身的机会；更有甚者，他夏言竟釜底抽薪，将李春芳也搭救了出去，把自己独自一人留在了风口浪尖之上。因此，他不得不将求助的目光投向了再次入阁拜相的严嵩身上。

严嵩自然知道翟銮的心思，说起来这个时候让翟銮这个“甘草次相”接任辅，确实有些强人所难，但京城生了薛陈二贼谋逆这么大的事情，不追究掌国权相夏言的责任也说不过去，因此皇上就在责令夏言回府养病的同时，将自己再次召回内阁，本意就是要让自己多担当政事。圣意昭然若揭，翟銮不会看不出来，他自己主动提出来更显得大度一些。

但即便如此，严嵩还是沉吟着说：“严某不才，既受命协助仲鸣兄秉承圣意处置政务，当惟仲鸣兄马是瞻，听凭差遣。”

严嵩再次表态，翟銮觉得火候已到，便说：“好好好，你我既是同年，又是多年知交，翟某就不与你惟中兄客套，时下当务之急是调整补充部院大臣。惟中兄可有中意人选？”

薛陈二逆叛乱，定出“夺门”之计，要拥立庄敬太子即位，为壮大声势以对抗城外行在中的皇上，就想胁持大小九卿一起起事，终致十八衙门坐堂掌印的部院长官之中死了两个，叛了一个，若再加上陈以勤此前不久致仕由内阁学士、吏部侍郎徐阶兼任的翰林院掌院，十八衙门就有四个衙门大印空悬；而户部尚书马宪成、都察院都御使陈镒重伤，虽无性命之虞，但数月之内已不能到衙理事；其他人也或大或小都有伤在身且惊魂未定，能否安心处置部事还很难说。因此，尽快遴选贤能之臣，调整补充十八衙门的部院长官就成为如今的当务之急，上至皇上、下到六部胥吏莫不关心。

而调整部院大臣这一要务，历来是内阁辅职权范围之事，早朝之时，皇上以此征询夏言的意见。夏言却只举荐严嵩复任礼部尚书，对于其他衙门部院大臣只说“但凭内阁与吏部会商酌定，遴选贤能之士由皇上裁夺”推诿政事、逃避责任倒在其次，分明是包藏祸心，想借机试探在他这个辅停职的情况下，内阁是否还能象以前一样完全秉承着他的心意办事。更有甚者，还想借此给留任内阁的次辅翟銮和新进阁员严嵩设套——人选选择不当、耽搁了朝廷政务，皇上怪罪下来，自然是现在在内阁理政的翟銮与严嵩来担罪，他就可顺理成章地回内阁继续当他的辅，而且可以明言正顺地收拾翟銮和严嵩！

想到夏言这个阴险毒辣的用意，翟銮既有些寒心，更感到一丝恐惧。夏言与严嵩之间的矛盾路人皆知，夏言之所以力荐严嵩复任礼部尚书并再度入阁拜相，不外乎是圣意如此，夏言不得不照办；而对于自己，翟銮这一两年来很明显地感觉到夏言排挤、架空自己的用意越来越明显，一应大事多不让自己插手，一些无关痛痒诸如调解是非行文建制的小事，却都推到自己头上，让自己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也就无暇更无精力去揣摩圣意。这样做固然是夏言一向专权擅政的缘故，其实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急于将自己逐出内阁，好将次辅的位子腾出来给他的同年李春芳，日后他有什么变故，李春芳便可接任辅，以两人的关系，不但他本人和那遍布六部各大衙门、两京一十三省的门生故吏不会受到任何冲击，说不定朝政大权还能把持在他夏言的手上！

猜测分析出夏言这一系列反常举动背后包藏的祸心，翟銮打定主意万言不当一默，绝不在调整选拔部院大臣这个天大的问题上表意见，让夏言抓住把柄。这件事，自然就可以交给奉旨协助自己处置政务的严嵩去办。

翟銮一上来就抛过这么大个绣球，令严嵩立刻警觉了起来，淡淡地说：“严某久离中枢，对朝局政务也不甚熟悉，怎敢在如此重大之事上随意置喙？仲鸣兄如今在内阁当家，但凭仲鸣兄一言定夺。”

“唉，此事该当由吏部与内阁会商提名，翟某怎敢一言定夺？可你也知道吏部李天官是天下第一等闲散之人，他能有什么主意？实掌部事的徐少湖又有伤在身不能理事，也真是难为内阁了。”半是解释，半是诉苦之后，翟銮目光殷殷地看着严嵩说：“惟中兄当年曾任南京吏部尚书，又在内阁分管过吏部，不若由惟中兄着吏部报来初选名单，由你审议酌定之后上呈御览如何？”